前言 人類經驗大解體

在一本談論「成為肉身」（incarnation）的書中，竟引用它的反義詞—「脫離肉身」（excarnation）—作為開始，聽起來可能很怪。但稍安勿躁，且聽我說。為了明白今日的世界，對於「道成肉身」生活方式的需求，究竟有多迫切，我們必須先對當代生活「脫離肉身」的本質，進行一些了解。從字義上來講，「脫離肉身」意指從死者身上剝除肌肉與摘取器官、最後只剩下骨頭的一種古老行徑，也有人稱之為「除肉解體」（defleshing）。有些文化傳統，會用自然法則達成脫離肉身，譬如將死屍曝露於大地，讓動物來清理。其他傳統習俗甚至刻意讓人徒手將死去的屍體「除肉解體」，以致在屍骨上留下刮痕，這也成了考古學家研究解謎的重要證據。

脫離肉身的除肉解體行徑，在英國新石器時代晚期，是極為普遍的傳統，一般由自然法則來完成。位於蘇格蘭奧克尼島（Orkney）的伊斯比斯特古墓（Isbister Tomb）中，埋了三百四十個人體骷髏。這些骷髏的關節脫落而不完整，骨頭顏色泛白，嚴重風化，種種跡象顯示這些骷髏在埋葬入土之前，極可能被放置於露天的停屍臺上，是各種動物與鳥類獵食的屍體。伊斯比斯特古墓也被稱為「鷹之古墓」，因為在發現人類骸骨之處，同時發現海鷹的爪子和骸骨。人類學家由此推測，這些海鷹極有可能被當時的人視為一種代表飛翔與旅行的圖騰，這個推測也大膽地認為海鷹和死後的旅程有關。

另一方面，人為徒手除肉解體的傳統，在中世紀的歐洲也時有所聞，見怪不怪。尤其當時的君王與軍事將領在異地陣亡後，為了確保其屍體能乾淨地從遠處運回故土，他們都要被除肉解體，只剩骨頭。這樣的做法，最初從日耳曼地區開始實施，被稱為「條頓葬」（mos Teutonicus，就字面直譯，即「日耳曼人的習俗」），而傳入基督宗教之後，則變成敬奉國王與聖徒的零碎骸骨。

再往前追溯，夏威夷原住民在早年還未接觸其他文化前，曾經遵循傳統習俗，把位高權重的貴族（al‘i）屍體，進行解體，先把骨頭裝進「聖骨匣」再埋葬，日後要冊封死者為聖人時，可以方便處理。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英國著名探險家庫克（Cook）船長。一七七九年，當庫克船長第三次探險航行於太平洋時，與夏威夷的原住民發生衝突，客死他鄉。這位英勇的船長死後，被夏威夷人率先封聖為「羅諾之神」（Lono）。

我列舉這些歷史事蹟，並非只為了突顯古老的傳統習俗，而是要藉此指出：當去除屍體的肉身這種行為已不再流行，我們卻發現自己正置身於歷史時空中，見證另一場活生生的解體行徑—就存在狀態而言，我們一步步被這個世界說服，要去擁抱一種日益加劇「無肉身」的存在（disembodied presence）。這種肉身的脫離，根據的是「靈肉二元論」（body-spirit dualism），認為身體的價值與影響相對薄弱，靈魂的重要性則高於一切。我們對肉體的重視遠遠不如我們的靈魂；這樣的思想與主張充斥在西方社會，其中柏拉圖式的基督宗教更加劇了這樣的影響。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脫離肉身是一種對死者表達敬意的途徑：塵歸塵、土歸土，人死後的屍首回歸大自然，由其他生物支解；或以合乎清潔的運送方式，將軍事將領的骸骨運回故鄉，進行妥善的哀悼；抑或對夏威夷皇親貴族的解體儀式，這些都是出於謹慎選擇的行為，也是一種具有聖禮意義的場合，從中帶出對死亡的意義與思索，並反映生活中的文化價值。相較於我們今天的處境下所觀察的「解體」現象—對肉身形體的忽視、對老化與死亡的否認，對虛擬戰役中的對手，設法要將對方「剝除肉身」。

原來只是對死者表達敬意的種種途徑，曾幾何時，成了生活中一種無意識的習慣。對亡者施行解體，是一種賦予生命意義的行徑；但對生者施行解體，則是對生命進行毀滅、暴力相向，並且帶來死亡。

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在一九○六年發表了一本極具爭議性的小說《魔鬼的叢林》（The Jungle），敘述芝加哥一處屠宰場肉類加工業者的寫實生活。辛克萊透露，這群肉類加工業者開創了第一條工業型流水作業線，比亨利‧福特（Henry Ford）所引進的自動生產線還要更早。辛克萊小說中描述的流水作業線，更貼切地說，或許應該被稱為「拆解線」（disassembly line），從動物屠宰到肉類處理、出售等程序，這份任務要求至少八十項不同的工作才能完成。一群「屠殺幫」分工合作，各司其職，包括「敲擊者」、「撕裂者」、「砍腿者」、「清理內臟者」等。

那些動物的屍體被掛在吊鉤上，持續地往前移動，一直到這些完整的屍體被分解，製成鮮肉、燻肉、鹹肉、醃肉與罐頭肉。牠們的器官、骨頭、肥脂以及其他不堪用的碎肉，最終仍物盡其用，成為豬油、肥皂和肥料。辛克萊藉由書中屠宰工人的口，諷刺肉類加工廠與業主，說他們：「除了尖叫聲以外，動物身上的一切該用的都用了。」

我們將從這本書的幾個不同面向，來探討現代社會如何對人類的經驗進行大解體，把人視為物品或概念，把人的血肉之軀抽離。一如辛克萊所描繪的拆解線上，現代生活把我們帶往更深更深的解體過程，環顧四周，看看電視辯論放送的無情與粗暴的觀念之爭，或者使用部落格、臉書、推特與其他社群媒介來攻擊對手，甚至進行更糟糕的圍剿。我們將進一步發掘道德上的「去肉身」狀態，其中包括色情文化的影響、線上遊戲、殭屍與吸血鬼電影等等。藉由這方面的探討，有助於我們檢視許多投入其中的人們，經常與其所置身之處產生強烈的疏離感，而這樣的結果，就像社會學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形容的，導致靈性上的無家可歸。擁有這種特質的現代人，以四海為家，卻毫無歸屬。


第一章
無根、疏離與螢幕成癮

基督信仰的核心概念，是道成肉身：上帝取了肉身的形像，住在我們中間。對其他宗教而言，這樣的信仰概念不只怪異，簡直不可思議，甚至會被解讀成褻瀆。只是，當我們堅持道成肉身的信念，卻又落入了嚴重的危險，與這重要的概念漸行漸遠。耶穌基督是上帝之道的肉身，祂的教會也蒙召要活出道成肉身的生命特質，但曾幾何時，我們今天不斷轉向脫離肉身—成為一種解體去肉身化的信仰。我們正在經歷「去肉身」的過程，這過程使我們感到無根又疏離，越來越習慣以螢幕接觸外在的世界，而不是面對面與人互動。

文化評論者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聲稱，如果要以一個最主要的建築概念，象徵現代生活的面貌，那麼，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是機場的候機大廳。這個生動的象徵，為我們解開許多具有脫離肉身特質的事情。候機大廳的人群，從不對那個地方有歸屬感；在那裡，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流於稍縱即逝、漫不經心、瑣瑣碎碎。機場的候機大廳，是高度去人性化的空間。就連那些經常搭飛機外出的人，也不容易分辨每一個候機大廳的差別。

這是個乏味的閾限（liminal）空間，缺乏特殊性的地方，令候機的人渴望飛往一個真正屬於他們的目的地。從來沒有人會對候機大廳有歸屬感。拜最近革新之賜，機場提供免費的無線網路（就連機場也不希望你們對候機大廳有歸屬感），大部分的人可以透過手機、電腦等行動裝置上網，來打發這段難熬的候機時間。旅客各自低頭埋首於平板電腦或手機，瀏覽信件或社群媒體、聽音樂、觀賞影片或電視節目。

在候機大廳裡，有另一種約定俗成的不成文規矩。在這個地方，就算旅客對航班服務不滿意，你也不會聽見有人扯開嗓門、大呼小叫，甚至連大聲說話都很少。一旦置身這個環境中，大家不約而同地遵守秩序，保持安靜。這樣的言行舉止，自然而然，絲毫不必藉由像是「請勿大聲說話」、「請勿搬動椅子」或「請勿占用超過一張椅子」的標語來提醒和維持。事實上，這是一種暗藏玄機的設計，利用特殊的環境裝置，操控與引導某種期待中的行為舉止發生。候機大廳的座椅安排，往往只讓人能近距離與緊靠身邊的人講話，沒有人會在那個空間內大叫或喧譁。於是，我們透過艱鉅費力的登機「流水作業線」過程、行李安檢、自動平面扶梯與機場內的航廈電車，把候機大廳變成了與世隔絕、缺乏個人選擇的異化世界，那裡只有無止盡的流動。

當我們隨著歪七扭八的隊伍緩緩前進，每到一站，我們的歸屬感、對地方與文化的扎根與踏實，就一次又一次被剝奪。某種程度來說，機場的候機大廳彷彿成了我們「拆解線」的終點站。尤其當我們經過安檢時，一再被要求脫下身上各種配備、衣物、腕錶，與筆記型電腦時，這樣的象徵意涵格外貼切與突顯。當我們好不容易終於抵達登機門，對於自己所置身的空間，越發抽離與浮動。當然，我這裡指的不全然針對飛航的旅客。理查‧桑內特把登機前的空間視為當代生活的符碼與縮影。這個論點，正好與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不謀而合；鮑曼把「觀光」視為現代生活的基本隱喻。一如觀光客，西方人崇尚自由的生活，始終標記著流動性、不確定性，以及人與人、人與地方之間似有若無的微弱連結。對此，鮑曼稱之為「放牧行為」，現代人藉由無止盡的篩選經驗，來逃避對任何形式、意識型態，或信仰給予堅定的承諾。

在一個強調脫離肉身的世界裡，很明顯缺乏對任何世界觀的忠誠。舉例來說，看看那些從印度度假回國的觀光客，是不是都學印度女性在眉心點上紅點，再穿上沾著啤酒汙漬、印有「孟買好萊塢星球」的T恤？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機場裡充滿了類似美國家喻戶曉的「布巴甘蝦」、墨西哥「邊界酒吧」等人造式的地區性餐廳？我們都清楚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在什麼海灣河口，也不是在墨西哥大城蒂華納，但是，一如大部分的觀光客，我們非常樂意在一種無所適從、無所歸屬的環境中，讓自己淺嘗那些超真實的美食。下一次，你不妨試試看，當你坐在機場內的「星期五美式餐廳」的仿彎木椅上，在紅白線條的遮陽蓬下，你被餐廳特有的黃銅欄杆與仿製彩繪玻璃所環繞，眼前的食物被仿蒂芬妮燈照得一片暈黃，身邊來去穿梭的服務人員身穿紅白條紋的足球T恤，請你提醒自己，你當下其實並不在任何地方。你的身體或許在機場的候機大廳，但你的心早已飄到其他地方—社群媒體、線上遊戲、觀賞機場螢幕上播放的福斯新聞，或夢想著其他地方。你應該已經明白，你在當代社會中最基礎的狀態，是以「去肉身」的方式存在，自由漫遊、自由晃蕩、自由自在，是的，自由且免費。

上面描述的這一切，都在電影《型男飛行日誌》（Up in the Air）中，以充滿機智、溫暖與人性的詮釋方式，表達得淋漓盡致。這部二○○九年上映的美國電影，劇本改編自美國作家沃爾特‧柯恩（Walter Kirn）在二○○一年出版的同名小說，由傑森‧瑞特曼（Jason Reitman）執導，並與雪爾頓‧特納（Sheldon Turner）一同擔任編劇。影片中由喬治‧克隆尼（George Clooney）飾演的男主角萊恩‧賓漢（Ryan Bingham），他的工作是專替縮減人事的公司資遣員工，為了任務而在美國境內奔走，他將辦公室設於聖路易、底特律、奧馬哈、拉斯維加斯與邁阿密，機場則成了他往返來去的另一個主要工作場所。事實上，為了堅持自己扭曲的人生哲學，賓漢合理化自己的封閉生活，甚至以此為樂。導演兼編劇的瑞特曼，緊扣著美國當代社會所面對的焦慮，深刻觸及了全美大規模的失業潮、文化異化，與過度仰賴科技的問題。整體而言，影片的角色所呈現的文化向度，生動鮮明，可以與一九六○年轟動一時、比利‧ 懷德（Billy Wilder）的成名電影《公寓春光》（The Apartment）相提並論。從當代社會經濟學的角度來檢視，《公寓春光》是一部近乎殘忍、荒謬、充分突顯存在主義的影片；簡直就像是由鮑曼所撰所導的內容，貼切又準確地闡釋了他所主張，當代文化中的「思想放牧」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