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介

台灣本土神學研究中心成立的目的是提供平台，培養台灣新一代的神學家。藉著讀書會、研討會的舉辦，讓有興趣本土神學的年輕一代，鍛鍊研讀、寫作、發表。為了讓有志於本土神學工作的朋友容易踏上行程。中心一直希望能夠闢劃一些神學地圖供入門者參考。因此最近開始邀請了幾位朋友組成一個本土神學資源手冊的編輯團隊。希望從歷史角度蒐集相關於台灣本土神學的人物、作品及事件加以解說介紹。與此同時，也把個人多年來書寫的相關本土神學的文字加以整理。重新集結出版。與資源手冊結伴做為本土神學的導讀書集。

本書為叢書的第三冊，含括了兩本黃伯和牧師在1990年代的兩本作品：《奔向出頭天的子民》(1991)及《基督徒身分的塑造》(1997)，從身分認同的視角省視台灣歷史的奮鬥史。


序

關於黃伯和牧師的思想──「出頭天神學」 羅傳樵

在基督教本土化運動之中，黃伯和牧師用力甚勤。他認為「神學工作最終的目的與意義必須是促成宣教的重新了解與完成。無論神學體系多麼完善、折服人，如果不能落實到實踐的層次，這種神學仍缺乏生命力。因此，神學工作必須包含宣教的實踐。」

然而如何進行宣教的實踐？依黃伯和的看法，宣教的實踐關係到宣教對象的政治情況、社會、文化背景、處境，換言之，並不是要求宣教對象放棄舊信仰，死抓著從猶太文化背景產生出的聖經不放，而是使上帝之國落實在宣教對象本身所處的境遇之中。因此，黃伯和在宣教的同時也極注重政治與社會問題，而這便是神學本土化中極重要的工作。

黃伯和重視本土神學，並提出了「出頭天神學」的主張。什麼是出頭天神學呢？簡單地說，為解決一九七七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因發表「人權宣言」而承受空前壓力，故制定信仰告白來紓解信仰困境，其中便提出了「鄉土」和「出頭天」兩個神學主題。但在一九八五年，出頭天因為用語敏感而被提議刪除。在《本土神學講話》一書中，黃伯和提出他認為「出頭天」的神學意涵會比「鄉土」更豐富，理由簡述如下：

一、 從用語上來看，鄉土比較過去、靜態，出頭天比較動態、未來。

二、 「鄉土」和「出頭天」兩個神學主題遭到戒嚴時期統治者的不同對待，正顯示出後者的力量與挑戰性。

三、 「出頭天」透過「海外基督徒自決運動」的推廣，已從俗語轉為可作為宣教的神學主旨。

四、 當代神學家莫特曼曾引用巴特的：「神學不能是故園（home land）的神學，而必須是應許之地（promise land）的神學。」而對於出頭天神學，黃伯和又提出三個層次，簡述如下：

一、「台灣俗語」如何成為基督教神學素材？

二、「出頭天盼望」如何成為台灣人民的救贖應許？

三、把出頭天盼望放在上帝對台灣歷史與文化的救贖應許上來理解。

由以上可知，黃伯和相當強調宣教的動態性，也就是，並非只是論理地說明神學如何在台灣的文化脈絡中重生，還必須積極地與文化互動，重視未來，讓福音在宣教對象本身上被呼喚出來。

此外，黃伯和還提出了「再告白模式」的理論，此一理論重在解決黃彰輝的「處境化神學」可能造成兩種文化彼此扭曲，忽略文化主體，或產生認同上的問題。雖然神學必須本土化，但這並不意謂著切斷與西方文化的關係。

黃伯和認為神學的工作即是告白的工作，告白是發自神學工作者及其所代表族群的「委身」，而再告白則出自基督徒文化上和宗教上的雙重身分掙扎。基督教信仰原本表現在特定的猶太歷史、文化中，故在表現上有不可避免的人為限制，但在告白上，它超越個別種族的歷史、文化，因此神學工作者必須克服信仰者的本位主義，讓有限成為有限，讓形式成為形式，然後看破有限與形式，讓無限與本質自然顯現。

「信仰既是一種告白的行動，神學因此也必然是告白性的。隨著人類歷史的演進、文化的更動，信仰者在新的處境中，其告白也必須隨著更新，再告白的工作也就無可避免。」由此可知，再告白並不只是非基督教世界的基督徒所面臨的處境，此外，更是一重視客觀經驗，將神與宣教對象的歷史、文化結合，甚至可以說是基督徒在信仰上的必經過程。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黃伯和重視的是神學如何發生在當下、未來，並強調與經驗環境互動的。

黃伯和著作甚豐，其所發起的「出頭天神學工作室」，更出版了一系列關於本土神學之著作。從這部分的作品來看，可以發現黃伯和相當重視在當下台灣社會中，神學該如何面對的問題。

譬如說在《本土神學的倫理關懷》一書中，他就處理了許多重要的社會文化問題，譬如說政治、兩性關係、同性戀問題、自殺、祭祖等。其中好幾個問題，都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地將有限視為有限，以從有限透視無限的態度，譬如說，在同性戀問題上，他透過對聖經的詮釋，說明聖經反對的不是同性戀，而是沒有愛的性關係，最後作出「只要守獨身者、同性戀者並不侵害、攻擊別人，我們的社會沒有理由不留下空間供他們活動、生存。一種性取向者把另一種性取向者逼到陰暗的角落使其

窒息，這不是一個公義的社會與團體所應該有的作為。」這便與傳統的詮釋有所不同。

此外，出頭天神學工作室也出了《出頭半邊天──台灣婦女神學的出路》及《基督徒與祭祖》等書，足見黃伯和處理神學與社會問題之積極面。

至於政治方面，基於黃伯和自己提出的理論，他無可避免地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也就是對國民黨的敵意──他甚至明確地斥之為邪惡──與對台灣獨立的堅持，他認為台灣人民不獨立，不具有自己的主權，無法自我定位，便無法成為一位完整的告白者，這也是其作為一位本土神學家，必然推導出來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