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有需要的個案】

哪些人需要這套方法？我將試著透過下列兩則個案來說明，宣教士與世界各地教會領袖都需要更廣的方法來看基督教神學，這套方法正是其中之一。可以將我們設法了解的聖經內容比作蘊藏金礦的大山，想開採金礦就必須在山裡鑿出幾道礦井。時至今日，這座充滿啟示真理的大山已經有一些鑿好的神學礦井，但幾乎都鑿在某個限定區域，而區域範圍是西方文化所決定的，這些礦井代表的是西方文化的不同觀點。

但大部分的礦井要不是與彼此相通，形成一條巨大的西方基督教神學坑道，否則就是入口處插上「異端」的牌子，直接被人廢棄不用。同時在世界各地還有六千多種文化，但人們基本上都認為，要在神的山上採礦，非得從西方神學家所鑿的礦井進入不可，而且入口還不能有「異端」的牌子，因此這座山其他的部分幾乎杳無人跡。

長久以來，全職宣教士負起相當大的責任，將這種開採聖經寶礦的方法帶到世界各地，宣教士培訓也以此為主，因此，不論是他們或我們都很難找到其他的做法。但那六千多個文化群體的基督徒漸漸無法接受這種做法，即便這麼做在名義上具備跨文化正當性也一樣。然而，還有其他更為寬廣的觀點是我們可以運用的。

個案一：全職宣教士

「若我當時能這樣看待事情，事工就會截然不同，果效也能大大提升。」

說話的是位擁有十五年經驗的全職宣教士，專職在跨文化、跨語言的環境中傳揚福音。這位宣教士在美國長大，為了符合所屬差派機構的要求，他進入國內還不錯的神學院讀了三年，之後才前往工場。

在大學和神學院就讀期間，他所學到的事物都很合理，老師和教科書提出的問題和觀點，大部分和他原本的想法是一致的，要不然也是他很容易就可以認同的。至於那些無法立刻認同的想法，他也因為對老師們的信任，而願意認同、信服；畢竟老師們的經驗比自己豐富得多，也比自己更了解這些尚待學習的事物。由於計畫投入跨文化宣教工場，他便選了神學院中「宣教史」這門選修課，老師是一位研究教會歷史的教授，本身也曾擔任宣教士，並在海外的神學院授課。

這位教授針對宣教機構長期對所建立的教會握有主導權提出批評，也說到，等那些教會的本國領袖接手後，基本上會一直採用同樣的策略，但實行策略的方式又沒什麼效率；而一般來說，教會領袖對於嚴謹地維護教義正統也缺乏足夠的關注。舉例來說，長期對各宗派的差異和歷史淵源給予高度關注，會在本國領袖接替宣教士工作時帶來很大的問題；一是本國領袖對傳福音的關注經驗相當不足，二來，神學院畢業生要不是在教會機構擔任行政職位，就是被吸引加入福音機構。與之相比，成為傳道人的畢業生很少，成為佈道者或宣教士的更是少之又少。

授課教授以學術的角度來看待整件事情，樂意在學術層面談論議題並面對問題，但顯然這些都不是他真正有興趣的部分。雖然教授上課時會談到過去自己服事的地點，也會用那個族群的語言和思考模式來舉例，但從未說過自己很熟悉該族群的語言，他關心這群人的思考模式也只不過是出於好奇罷了。

接下來十五年間，這位宣教士在工場完成了幾項工作。他的第一任期在神學院任教（用英文教）；等到本國領袖接管教會後，一位本地教師便接手教職，請他到國內另一個地方和其他傳道人一起服事。在那裡，他面臨了一連串的新問題，包括因為必須學習全新語言和文化而產生的問題。最後，他確實對語言有了一定的熟悉程度，卻仍然無法克服挫敗感，因為每次討論重要的議題時，都會突顯出宣教士與本國領袖在觀念上有著難以消弭的差異。

這位宣教士進入工場後，大半時間都沒有發現，自己對所參與各個事件的了解其實有所不足。當然他知道，面對許多問題時自己並沒有答案，但他直接假定沒有人知道答案。同時他也發現，事工運作中有許多成效不彰的部分。

然而，他的想法和宣教史教授以及機構的同工沒兩樣，認為成效之所以不彰，就是因為本國領袖沒有學到正確的做事方法，之所以會如此，大概就是因為自己和其他宣教士在傳達想法時不夠清楚，所以就繼續堅持、埋頭努力。基本上，他相信這些困境的解答其實就是他們已經在做的事情，只是需要做得更好。當然，他們在宣教方法上有所不足，過去曾經犯錯，未來還會繼續犯錯，這些都無庸置疑，但是，上帝一定在這些環境中掌權，也一定會翻轉這些人的觀念，帶領他們轉離過去非基督徒的模式，並以「正確」的方法行事；上帝一定會這麼做，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宣教士的語言能力逐漸提升，與本地福音事工的連結也愈來愈緊密，但他卻開始對基督動工的方式產生愈來愈多懷疑，因此感到心煩不已。這些懷疑經常帶來罪惡感，同時這些罪惡感也來自於發現自己幫助這些人的能力有限。想要完成所指派的工作，卻無法突破能力的限制，甚至懷疑自己所堅持的做法是否是在浪費上帝的錢。事工中到底哪些事情有順利進行？真的可能順利嗎？問題是否出在知識不足？訓練不足？還是不夠全心投入？他發現，自己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也無法想像該從何尋找答案。

由於經歷種種挫敗，這位宣教士便在接下來的述職期間上了一門課，希望了解如何用不同角度看待自己投入的事工。過去十五年來，他時常遇到問題（而且經常無法處理），如今才終於在這些問題上接收到截然不同的觀點；過了十五年，他才得以帶著新的眼光，回顧自己的跨文化宣教經驗，同時產生前所未有的盼望，相信自己參與的事工對於服事的群體和神的國度，都會帶來極大益處。事情究竟是如何改變的？他又為什麼認為，如果能早點接觸到這套方法，事工就會截然不同？

答案在於，他開始用新的觀點去看待所有發生的事情，經歷到科學哲學家所說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Kuhn 1970），也就是世界觀的改變。歸信基督是一種典範轉移，包括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來詮釋事實並作出回應。但針對宣教士的這個例子，觀點的改變並不是歸信基督（這改變早就發生了），而是想法上的改變，重新看待自己所投入的基督事工的本質。這本書的主要目標，就是回應這類宣教士的需要，引導他們能如此產生觀念的改變。

令人遺憾的是，上面這個故事並不是憑空想像，而是從許許多多來自富勒神學院世界宣教學院的全職宣教士那裡，一再聽到的「標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