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在新加坡大專校園中會遇「校園」。當時，班上有一個參加校園基督徒團契的弟兄，與我約好每週三在校園佈道。每次活動之後，我們總是溜進校園附近一家聖公會教會內，屬於團契的一間閱覽室。在那裡，我接觸到《校園》雜誌，此後就愛不釋手、欲罷不能。
「校園」 給我的信仰打開無數視窗，從而窺探古今中外的基督教人文世界，引導我進深閱讀更有深度的神學作品。對初信主的我而言，斯托得的聖經導讀作品最引人入勝，尤其是《認識聖經》（現增訂版為《認識聖經的八堂課》），成為我讀經和解經的藍本。從中我看見聖經是上帝對讀者在個人處境中的說話，期待著讀者從文本聆聽歷史中的作者以及超越歷史的上帝的信息。自此以後，讀經是我聆聽上帝話語的日常作息，解讀聖經文本是思維教育的必經過程，以致聖經世界模塑我的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及宇宙觀。以後，進深閱讀斯托得其他種類的作品，如《當代基督教與社會》（現增訂四版為《C型觀點》），這些《當代》系列，使我逐漸地領悟到讀經者對當下社會文化的責任。
「校園」讓我接觸到楊牧谷博士的著作，尤其是《讀書這玩意兒》，給我體會到「讀書是一輩子的事」，基督徒的讀書求知，不是為學問而學問，更不是為就職而求學，而是出自一種神聖的使命感。全書的信息挑戰讀者必須專注學問、熱確求知、嚴謹治學、終身學習。讀書不能一蹴而就，只有按部就班，實實在在地學習讀書的技巧，從速讀、慢讀、細讀到精讀，反覆練習，日久有功，才成為一流等級的讀者。在書末道出「保羅精神」， 可說與斯托得多次給基督徒提醒的「別埋沒你的頭腦」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回顧過去，若沒有「校園」引路，我不會認識這中西兩位牧者學人的作品，也不會得到他們的文字啟迪，而在聖經與神學的學習上，不知會走多少冤枉路。讀書成為我的屬靈操練，這給我日後修讀神學奠下紮實的學習態度和方法。
在新加坡神學院修讀道學碩士期間，我承接了學校創院以來的教學目標，就是培育按正意宣講聖經的傳道者。那時，讓我最為受益的是斯托得的《當代講道藝術》。從中他提及講道者如同築橋者，搭建橫跨聖經世界與當代世界的橋樑。講道者必須讓聽道者先理解古代聖經文本的意義，以後引導他們回應及應用聖經真理在現實的處境中。 不斷學習與操練講道了二十餘年，我才萃然體悟斯托得提過的一句話：「二十年才塑造一個好的傳道人。」與讀書同理，講道是一輩子的事。
感恩的是，基督教會投入最豐富的資源和最優秀的人才在聖經研究的領域，讓我們能涉獵到最優秀的聖經研究作品，深化了我講道的學習與能力。也在個人研讀聖經，我發現從西方教會承傳解經方法的華人教會，存在著一個重大的缺失，就是忽視生為猶太人的耶穌，以及他的猶太裔門徒的希伯來世界觀，是解讀猶太人寫成的聖經正典不可或缺的資源。
華人福音派教會的成立才兩百年，或許難以體會到「非猶太化」角度讀經的後果。但是歷時兩千年的西方教會則深受其害，以致近代猶太／基督教對話得出一個結論：脫離了猶太根源，基督教遲早淪為異教。就這一點，半個世紀來，在聖經學引發許多討論的「保羅新觀」（New Perspective），給我們一個回歸猶太宗教文化根源的角度，以此重新解讀舊約與新約的彌賽亞觀、耶穌的言行教導、保羅及其他新約作者的猶太性（Jewishness）。
正如任何聖經的詮釋方法，「保羅新觀」在論據與方法論難免有紕漏和欠缺之處。對福音派學術圈而言，此詮釋法還是相當陌生，也因近期教內衛道者對之有諸多批判，不少教會與信徒有著無可名狀的焦慮，情有可原。不過，若我們從思想發展史理解，百多年前曾被保守派及基要派嚴加批判與排斥的「高等批判學」，經過去蕪存菁的修正與改進，如今大已視為聖經學研究的正規方法。
與此同理，在過去三十年之內，「保羅新觀」的詮釋方法經歷了至少三輪的修訂與革新。近期英國學者賴特三部重要的聖經神學巨著可謂是集大成之作，校園出版社也在前兩年翻譯出版，即《新約與神的子民》、《耶穌與神的得勝》及《神兒子的復活》。對華人教會與學界而言，我相信閱讀這系列是反思福音信仰的歷程，給我們以希伯來文化重讀聖經，並重新認識耶穌基督，還有祂成就的救恩，以及門徒宣講的福音。我認為這是未來十年最值得閱讀的大作。為了預嚐這詮釋法，可以讀一讀賴特的《神話語的力量—談聖經與神的權柄》，肯定叫你驚喜連連！
寫到這裡，恭祝校園機構慶祝60週年，讓文字承載生命之道，見證福音真理，使青少年人做主門徒，在俗世洪流中發光做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