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新局，也闖爭議——斯托得的十足衝勁／吳鯤生（校園出版社資深編輯）

斯托得生長在與基督教傳統淵源較深的西方背景中，若是他不夠敏銳、不夠虛心，或有強烈的「自以為是」風格，很可能就會把福音的內涵和文化外衣攪和在一起。

幸好沒有。

斯托得如此說：「上帝向世人說話時，沒有用天上的語言和文化，否則我們根本無法領會。上帝也不以霹靂晴空、一道閃光的非文化方式，曉悟我們。相反的，祂……採用了人的語言、進入了人類的文化，來和我們溝通。」

斯托得認為，「神的話沒有一句是在文化真空中發出的；祂的每句話都有文化背景。」

那麼讀聖經者的任務呢？「我們要分辨，什麼是神永恆不變的啟示，什麼是祂選擇的文化陪襯。文化陪襯在應用時可以改變，永恆的啟示不變。」

斯托得舉了例子：「在第一世紀的巴勒斯坦，『洗腳』是很尋常的文化習俗。那今天，我們該如何實踐『你們當彼此洗腳』的命令呢？第一，不應當完全摒棄；第二，也不是按字面採納；第三，我們該做的是文化移植。」

他進一步解釋：「這兒的重點是：我們若彼此相愛，就應當彼此服事。沒有哪一種服事太髒、太卑下、太沒份量，使得我們怯步。如果我們不方便幫人洗腳，我們可以去洗碗或掃廁所。」（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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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斯托得主筆的《洛桑信約》，第十條的標題是：「佈道與文化」；該段重申，人是文化的產物，我們所有的思想、言論、行為，都受我們出生的文化影響。

洛桑會議之後，斯托得接受委託，籌劃一項小型會議，探討「福音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會議於1978年1月在百慕達的柳樹堤（Willowbank）舉行，與會人士共三十三位，有新約學者馬歇爾（I. Howard Marshall）、維真學院教授巴刻（J. I. Packer），此外尚有韓國、巴基斯坦、印尼、印度、迦納等地代表與會。

斯托得在研討會中擔任主席，但未發表論文。由於他也是該次會議報告書的起草人之一，會中討論過程對他的思想，應有相當程度的激盪。

會議結束半年多之後，斯托得投稿（或應邀撰稿？）《今日基督教》雙週刊，文章題目為〈基督徒與穆斯林〉。該文於1978年12月1日刊出。

這篇文章的關鍵段落，被一位在穆斯林中宣教多年的帕謝（Phil Parshall）引述於《勇闖新天地——嶄新的處境化事奉模式》一書中。

帕謝在該書第七章〈穆斯林歸主者的教會〉一起頭這樣寫道：「斯托得對發展『耶穌清真寺』的可能性，有以下意見：

「『基督徒』這名詞會使穆斯林聯想到每一樣他最憎惡的事：十字軍東征、物質主義，和西方國家的道德淪亡，以及猶太復國主義。對穆斯林而言，背叛伊斯蘭教的傳統難以想像，而成為基督徒就是叛國與叛教，罪名是死刑。

「因此我們要思考的是，能否發展一個全新的方式傳福音。我們要指出『無論初信的歸主者認為要為基督付上多少代價，他們仍舊是相同的人，擁有相同傳統和相同家族』（柳樹堤報告書），而且『歸信主耶穌並不抹煞過去的生命，乃叫人成為新造的人。』（Kenneth Cragg）

「我們能否想像，歸主者在毋須放棄伊斯蘭文化（這樣做被視為叛國者）的情況下，而成為耶穌的跟隨者？甚至我們能否考慮，以耶穌清真寺代替教會，以耶穌穆斯林代替基督徒？」（註2）

斯托得不是要冒失地引發爭議，他想努力的分辨出：哪個部份是「文化外衣」，哪個部份才是不可更動的「曠世真理」？

我們且沉思片刻：亞洲部分國家，慕道友聽到福音真理，在抉擇時刻，最該考慮的是：願否一生愛上帝、愛鄰舍，為主而活？還是農曆春節祭祖時，如何可以堅持不拿香祭拜祖先牌位？

西方基督徒文化薰陶下的慕道友，只需考量「願否悔改，全心跟隨耶穌」，而沒有其他文化重擔壓頂。

顯然伊斯蘭文化下的慕道朋友，和東方文化下的年輕慕道者，擔子是西方人的兩倍。過往到亞洲和穆斯林中傳福音的宣教士，是否在過程中，疏忽了文化層面要採移植方式，而不該是按字面照單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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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些場合，斯托得則是被動的捲入爭議。1974年7月在瑞士洛桑舉行的「世界福音會議」，原先是準備集中討論「如何」把福音傳遍世界的；結果，會議上最引人注目的課題，變成「教會的社會責任」。更重要的是，討論結果還寫進《洛桑信約》內，並在其中佔了明顯的位置。

《洛桑信約》不只接納「傳福音和社會政治參與，同時是基督徒責任的一部份」，在《信約》第五段還指出，「救恩的信息也等於對任何形式的疏離、壓迫與歧視，宣告審判，因此我們不應害怕指斥任何場合發生的邪惡和不公義。」

三十七年前，如此激進的「宣言」，看在保守福音派人士眼中，引起了不安和躁動。有些人「認為洛桑已經在聖經真理上出現了危險偏差，可悲地跟『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神學』（WCC）做出妥協。」（註3）

抨擊最激烈的是亞瑟．瓊斯敦（Arthur Johnston），他寫了《世界福音化的爭戰》（The Battl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一書，剖析普世教會會議在聖經權威和宣道上一再退讓，接著警告：根據他的觀察，洛桑正步上日內瓦普世教協的後塵。瓊斯敦指出，這一切嚴重失誤的罪魁，不是別人，正是斯托得。（註4）

隆隆的砲聲中，斯托得選擇誠懇面對，他撰寫〈給瓊斯敦的公開信〉，發表在《今日基督教》雙週刊。之後，雙方開始通信、會面，一段時間後，兩個人同意發起一次國際會議，邀請不同國家、文化、教派，以及不同觀點的代表與會。

這次不在原先規劃之中的「傳福音與社會責任」諮商會議，1982年6月於美國密西根州大急流市（Grand Rapids）召開。

斯托得回憶，「大會召開前，我實在不敢期望這樣的會議能有真正心靈和思想的溝通。因為當我們在會前傳閱論文和回應時，有些文章不只是獨斷又剛硬，而且刺耳到幾近粗野的地步。會議一開始的幾天，雙方又跺腳又吼叫！」

希奇的是，情緒發洩之後，觀點不同的雙方，開始學習傾聽，進而聽出了背後的思想，發現原來雙方要護衛的元素，十分接近。

會議最後發表的報告書，有人批評「太激進」，也有人批評「太籠統」。

斯托得承認這些批評「沒有錯，許多地方我們無法獲得共識，只能寫下『我們當中有人是這樣的看法』，而『其他人又是那樣的看法』。」

但他依然十分感恩，因為報告書對傳福音與社會關係，做了三項結論：
（一）基督徒的社會行動，是福音事工的果子，因為它是福音所改變之人所參與的行動。
（二）社會行動可以作為福音事工的橋樑，因為社會行動帶出上帝的愛；而且二者都能克服人的偏見。
（三）社會行動與福音事工同為夥伴，好像剪刀的兩刃，或鳥的一對翅膀。（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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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案例，我們看到：一方面，斯托得尊重教會傳統；另一方面，他也反思教會傳統中，是否有與聖經真理脫節之處。

一方面，斯托得主張和諧。1966年10月，英國福音派大會在倫敦舉行，會中鍾馬田建議福音派自「神學教義不周全」的教派中分離出來。斯托得當時擔任會議主席，他禮貌、而又堅定的反對鍾馬田的主張。（註6）

但另一方面，斯托得勇於坦誠表達異議。比如，他接受採訪時，不掩飾的說明他對「多倫多祝福」的擔憂，包括該運動中出現的「動物」聲音，以及部份人士所說「不要分析、不要問問題，只要單純的接受」的反智力態度。（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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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有時，不認同有時；尊重有時；反省也有時。敬愛的牧師安息了，然而時代並不歇腳，我們懷念這位可信賴的聖經教師，同時期待華人教會能有一棒接一棒的「可信賴者」服事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