佈道與社會參與：孰先孰後？／萊特

另外還有一種表達這個課題（實踐與優先順序）的方法是：若要根據我們所認識的上帝及其要求（公義、正直、憐憫、關懷神的創造等），達致社會改變及我們對於社會的所有美好目標，那麼最佳的途徑肯定是積極宣教。基督徒愈多，對社會就愈好。若要改變社會，就傳福音吧！而成為基督徒的人，將會履行社會行動的責任。這聽起來很合理，但其中有一些嚴重的錯誤；讓我再次強調，以下無意否定佈道是至關緊要的，要否定的乃是：這足以履行順服聖經其他經文對於社會責任所發出的命令。

首先（我想這個觀點應該歸功給斯托得），以下說法的邏輯有其問題：你若是基督徒，就不應該花費時間採取社會行動，反倒應該把所有時間用在佈道，因為改變社會的最佳途徑，是增加基督徒的數目。此處的邏輯有毛病，因為（1）所有初信者將依循這勸勉，只參與佈道工作。那麼誰來推行宣教的社會參與層面？（2）你自己既然也是別人傳福音的產品，那就必須參與社會行動。因為根據你自己的邏輯，你就應該參與社會活動，而不是把責任推卸給那些因你傳福音工作信主的人。換言之，以上的論據成了一種無限的倒退。我們很輕易把真正的社會參與（這是基督徒在世上宣教的一部分），延後至下一代的基督徒。每一代都認為可以理直氣壯地把責任推給下一代（其實這是站不住腳的）。

第二，這種見解忽視了榜樣的重要性。我們會傾向於模仿那些影響我們最深的人。若有人信主，是透過那些只贊同福音使命，而對所有社會、文化、經濟、政治之事持有負面態度的基督徒或教會，那麼這位初信者就很有可能自覺或不自覺地吸收了這二元劃分的態度。我們是按著所領受的教導來教導人；我們反思使我們信主的宣教工作。若某種佈道提供的，是一種抽離世界的安全策略（而非以宣教的態度與世界接觸），那麼它很可能會產生出對周遭文化沒有影響的基督徒和教會。這些基督徒和教會，並沒有什麼動力想要知道「如何」及「為何」必須影響周遭文化。若我們的佈道所帶來的，只是更多對佈道有興趣的基督徒，卻忽視在工作場所作光作鹽的挑戰，也許還是能提高教會增長的統計數字。然而，我們不應假裝這足以履行我們對於社會的其他合乎聖經的責任，更不應當認為這是履行這些職責的最佳方法。

第三，可悲的是，這樣的觀點也沒有獲得基督教宣教史的佐證。當然，所謂的歸信／改宗的確可以帶來提升。換句話說，赤貧人士或生活條件很差的人，在成為基督徒後，往往會戒除一些陋習（如浪費資源的賭博和酒癮），培養出一些正面的習慣（例如，一種全新的個人價值觀，意識到工作的尊嚴、對人的關懷、供應家庭的需要、誠實等）。若有夠多人受此影響，這效應將可帶來社會的提升，肯定對群體是有益的。

不過，有一些例子顯示，有些群體迅速全體歸主；他們聽見的福音，是高唱未來的錫安之歌，但不要求人激進地關注整全聖經信仰對此時此地的社會、政治、種族、文化的影響。這些事例引發出統計數字與事實極為不符的現象，令人非常尷尬。印度東北的一些州（如納格蘭〔Nagaland〕），被看成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成功福音化的顯著例子。一些部落全體歸主；根據記錄，該州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基督徒。然而，如今它卻成了印度聯邦當中最腐化的州之一，年輕的一代深受賭博和毒品問題所擾。我在一九八○年代曾於聯合聖經神學院執教；來自納格蘭的學生告訴我，這證明了成功的佈道不一定會產生持久的社會變革。另一些人則帶著絕望和困惑的傷感，指出在盧安達發生的悲劇性諷刺。盧安達是全球基督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也是東非復興的發源地。然而，無論何種形式的基督教敬虔被視為是在當地佈道的成果，它卻無法抗衡在一九九四年籠罩該區域部落間的仇恨及暴力。有人這麼說：部落主義的血，比洗禮的水還更濃。成功的佈道、復興主義式的靈性、占大多數人口的基督徒，同樣沒有辦法產生一種社會，是能讓平等、公義、愛心、非暴力等屬上帝的聖經價值觀在其中植根並且發展興盛。

我是以北愛爾蘭之子的身分來寫這本書的。這是全球最為「福音化」的小地方；在我成長的時期，幾乎我遇見的每個人都可向我傳福音，告訴我「如何得救」。街頭佈道是城市常見的情景，我偶爾也參與這樣的活動。然而，在我的更正教福音派文化裡，對於佈道的熱誠，卻與懷疑「任何形式的基督教社會關懷、對公義課題的良知」同樣強烈—後者被認為是自由主義者和普世教協人士的領域，背叛了「純潔」的福音。結果更正教的實質政治被歸入福音之下，所有的政治偏見、幫派性的愛國情操、部落的仇恨都被神聖化了，沒有受到先知性的挑戰（除了少數很勇敢的人之外，但他們都為此付上了慘痛的代價）。因此，高比例的眾多佈道者及信主者（比英國其他地區的相關人數更多），肯定沒有產生被神國價值觀所改變的社會。相反地，我們從過去到現在，都能夠在同一個人的口中，同時聽見佈道熱誠的措辭，以及仇恨、偏見、暴力的語彙。誠如雅各所言：「這是不應當的」（雅三10）。但事實卻擺在眼前。這是為什麼我不同意說佈道本身必定會引致社會的改變—除非基督徒也學習何謂成為和平之君的門徒之激進要求，尋求神的國和上帝的義，理解上帝給祂子民的使命（這是聖經非常強調的）。

在教導整全宣教時，常面對的最後一個問題，是源自個人的有限。有人會說：「你說基督教的宣教，是含括了上帝關懷人類一切需要的所有層面，但我是很有限的：時間有限、能力有限、機會有限。我豈不應該堅持那看起來最重要的事—佈道，而不要嘗試把自己的精力分散到這麼多固然可取的目標。我不能樣樣兼顧！」不，你當然不能。上帝肯定想到這點。這是為什麼祂創立教會。這是我們的教會論必須植根於宣教學的另一個原因。上帝在世上的使命非常龐大。因此，祂呼召、差遣了一群子民—原先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如今則包括了在基督裡的全球多國群體。上帝透過這整群子民，來落實祂多元的使命。

當然，個體不能樣樣兼顧。這是不同的呼召、不同的恩賜、不同的事工（在羅十三章裡，國家地方官和其他政府官員被稱為「上帝的差役」，其身分和使徒及負責食物援助的人一樣）。個體必須個別尋求上帝的引導，以確定自己該在上帝呼召他們進行宣教的領域中，扮演怎樣的角色。一些人蒙召成為傳福音的人。而當然，各行各業的基督徒都蒙召為主作見證。使徒行傳當中的使徒，意識到自己的首要工作是祈禱、傳道。但他們不認為這是整體教會的惟一當務之急；照顧窮困者乃是這群體另一個不可或缺的要務，也使人被它所傳的福音吸引。因此，他們委派一些人，以分配食物給窮人為他們的當務之急。這並未把他們的事工侷限在這類工作（腓利向衣索比亞人傳福音時，說明了這點）。不過，這的確顯示，教會的整體工作需要不同的人擁有不同的恩賜、不同的優先事務。

問題在於：教會整體是否反映了上帝救贖的完整性？教會（這裡指的是任何的地方教會群體。上帝把這些有機體有效及策略性地置於這些群體，為要使它們落實上帝的使命），是否意識到上帝的使命呼籲他們要參與的一切活動？教會整體上是否把基督十字架的救贖力量，應用到所有受罪惡影響的周遭生命、社會、環境？洛桑運動清澈響亮的口號是：「整個教會把整全的福音帶給整個世界」。整全的宣教不可能是任何單一個體的責任，但肯定是全體教會的責任。

總結本章時，我對赫德特文章的精湛結論再同意不過了：
我們已不需要以「整全」來修飾宣教，也無須區分「宣教」及「整全宣教」。根據其定義，宣教就是「整全」的，因此「整全宣教」實際上就是宣教。缺乏社會關懷的福音宣告，可被視為真福音的扭曲、簡化版，是佳音的粗劣模仿，不切合真實世界的真人、真問題。而在另一端，僅僅關注改變與維權活動，可能只產生社會與人道活躍主義，缺乏任何屬靈的層面。兩種進路都不合聖經，否定了按上帝形像所造的人的整全人性。我們既被造成「完整」的人，而墮落既影響了人性的每個層面，那麼，根據定義，救贖復興、宣教只能是「整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