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發現你的缺乏信心─令人惱怒。
─達斯‧ 維達（Darth Vader，《星際大戰》中的黑武士）

相互敵對的兩邊，其實都對
在現今一般人所知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存有著巨大鴻溝。任一方都要你非但去否定對方，而且要貶抑對方，將之視為（最好狀況下）瘋狂，甚至是（最壞狀況下）邪惡。當信仰成為爭論焦點時，這樣的情況尤其真實；世俗開明人士大聲疾呼宗教基要主義正快速成長，讓不信的人受到侮蔑；他們指出受到大型教會與動員的正統信徒支持，現今政治已經轉向保守右翼。另一方面，保守人士則不斷地譴責這個持續走向懷疑論與相對論的社會；他們認為主要大學、媒體公司與菁英機構，都已經嚴重的世俗化，而這些人也掌控整個文化。
真相為何？在今日世界，究竟是懷疑主義還是宗教信仰掌握了優勢？答案是：是的，相互敵對的兩邊，其實都對！一方面，對傳統宗教的懷疑、恐懼與憤怒，在力道與影響力上，都是與日俱增的；但在此同時，健全而正統的宗教信仰，卻也是日漸滋長的。
在美國與歐洲，不去教會的人數正穩定地成長。在美國，民意調查中填寫「無宗教信仰」的人數快速增加，過去十年間達到原來的二到三倍。
在一世紀以前，多數美國大學，從以基督信仰為學校主流基礎，轉變成現在公開宣示的世俗化價值。結果，持守傳統信仰者難以立足於任何具有文化力量的機構；然而，即便越來越多人認定自己是「無宗教偏好」，還是有些植基於聖經權威、相信神蹟、理論上應該被淘汰的教會在美國持續成長，這種現象在非洲、拉美與亞洲教會尤其興盛，就算在許多歐洲地區，教會的參與率也有些增長。在美國，雖然多數的大專院校充斥著世俗主義（Secularism）的氛圍，宗教信仰還是在學術界的角落裡默默成長，估計在美國大約有百分之十到二十五的哲學系教授或教師是正統的基督徒，三十年前，這個比率不到百分之一。知名學者費雪（Stanley Fish）在他的報告中對此趨勢是有其根據的：「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法國哲學大師，解構主義之父）於二○○四年十一月過世時，一位記者打電話問我，想知道在繼種族、性別，與階級三大主流領域的長期主宰後，作為學術界核心智識能量的後繼研究領域將會是什麼？我一語道破地回答：宗教。」簡言之，在宗教議題上，世界是被兩極化的：它正在向著「越發敬虔」和「越發不敬虔」這兩個極端同時發展。過去一度被相信：世俗化的歐洲國家是全世界走向世俗的先驅；宗教，一度被認為會從原本比較優勢強大、超自然取向的高峰狀態逐漸式微，甚至走向凋亡；但現在這種「科技進步導致世俗主義」的理論現在正在被解構，或是被徹底反省。即便在歐洲，目前在基督教緩步成長，而回教快速發展的現實狀況下，其未來也未必走向世俗化。

兩個陣營
在這種兩個極端現象中，我的論點有其立場上的特別優勢：我成長於賓州東部一個主流信義會的教會。在一九六○年早期，十來歲的我正接受一個為期兩年為堅振禮預備的課程，其中包含基督教信仰、實踐與歷史，目的在讓年輕人對信仰有更全面性的瞭解，將來可以在人前公開承諾並接受這信仰。我第一年的老師是一位退休的牧師，他相當傳統與保守，常常談到地獄的危險與強大信心的必要。然而，到了第二年，授課者是一位新來的、剛從神學院畢業的年輕神職人員；他本身是一位活躍的社會運動者，對傳統的基督教義充滿深度的質疑。於是，這兩年的我，好像受教於兩個不同的宗教信仰。第一年，我們站立於一位聖潔、公義的上帝面前，唯有盡全力並付上代價才能止息祂的烈怒；第二年，我們聽到在宇宙中愛的聖靈，祂只要我們為人權努力，並且解放那些受壓迫的人。當時我想問這兩位授課老師的主要問題是：「你們之中哪一位在說謊？」但是十四歲的我，還沒那麼大膽，所以我只是閉口不言。
不久，家人找到一個更為保守的小循理會教會，雖然那裡的牧師與會眾其實是溫和的人；但接下來的這些年，因為他們的嚴謹，在我信仰生命的年輪中，留下一圈可被稱為「地獄火層」（Hellfire Layer）的紀錄（譯註：嚴謹的基督信仰，常用地獄火來警示人的罪惡結局）；之後我離家就學於東北部、一個良好又自由的小型大學，很快地，這經驗開始朝我想像中的「地獄火」潑冷水。
校中的歷史系與哲學系受到法蘭克福學派那種新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的影響，向來比較激進。在一九六八年，社會運動主義有其吸引力，這算是時髦的玩意兒，對美國資產階級社會的批判，也很有說服力，但它的哲學基礎讓我覺得困擾。我似乎看到在我面前有兩個陣營，而兩者都有其激進的錯誤：醉心於社會正義的人士是道德的相對主義者（moral relativists）（譯註：缺乏堅定的道德標準）；而那些道德正直之士，似乎又對世上普遍發生的壓迫現況漠不關心。在情感上，我心傾向於前者—哪個年輕人不會呢？你可以解放受壓迫的人，然後與你想要的人同睡；但我不斷問一個問題：「如果道德是相對的，為何社會公義就不是相對的呢？」這樣的想法似乎明顯背離我的年輕教授與其跟隨者；然而，我也由其中開始看清楚，那傳統教會中存在的赤裸裸矛盾：我怎能回到那種會支持南方分離主義與南非種族隔離的正統基督教？基督教對於我開始變得很不實際，即使當時的我還無法摸索出另一條關乎生命與思想的切實可行的道路。
當時我並不知道，這種屬靈的「不實際」來自於阻擋我道路的三種障礙。在我的大學生涯中，這三種障礙不斷困擾著我，自此，信仰開始對我變得重要而關乎生命。第一種障礙是一種心智障礙，我被一堆關於基督教的難題所困擾：一個愛人的上帝怎能審判又懲罰？為何一定要信什麼？我開始閱讀關於這些問題做正反兩方面觀點的書籍和論証，於是慢慢地，但卻是確定地，基督教重新開始對我有了意義。這本書的以下篇幅，正是交代了我的想法，而現在我還如是認定的。
第二種障礙是一種內裡與個人的障礙。作為孩童，信仰的合理性可以只植基於別人的權威之上；但當我們成年後，就同時需要個人的、第一手的經驗。雖然當時我已經會「說」禱告很多年了，雖然我也偶爾在看到大山大海時，激起靈感的、美學的驚喜感動，但我從未個人親身經歷上帝的同在。這並不需要學什麼禱告技巧的知識，只是一種自己前去抓取個人需要、缺點、問題的過程；它是痛苦的，也常常是被失望與失敗所觸發的。這種經歷需要另一本不同的書來深入解釋，在此我需要說的是：信仰之旅絕非僅是一種心智上的操練。
第三種障礙是一種社會障礙。我亟需要找到一個「第三陣營」，一群關心世上公義，而又能以上帝本性為基礎，而非靠自己主觀感受行事的基督徒。當我得著這樣的一群「弟兄幫」與姊妹（同等重要）時，對我而言，事情開始改變。這三種障礙並不會很快的解體，也沒有解決的順序，相反的，它們是糾結並互賴在一起的。我並無任何有條理的方法去解決它們，只有後見之明讓我看到，當時這三個障礙是如何同時運行的。因為不斷在尋找「第三陣營」，我開始對如何塑造與創始新基督徒社群感到興趣，這代表要去牧會與服事，所以畢業幾年後，我就進入這個職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