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技術成為新信仰：21世紀基督徒將面臨的挑戰

／陳宗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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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祿的第二本中譯著作終於出版了。以祿是位著作等身的學者，光是他生前就已經出版超過五十本專書。相較之下，雖然中譯本數量極其貧乏，但從他過世迄今已逾三十年，仍有譯作值得出版，顯見他的影響力穿越時代，著作已是經典。

這本《覺醒的呼召》的法文原版（Présence au monde moderne）出版於一九四八年，以祿時年三十六歲，可算是他最早的著作之一。校園出版的第一本以祿作品《存在的理由》，是譯自一九八七年出版的法文原著（La raison d’être），已是以祿晚年的作品。從《覺醒的呼召》到《存在的理由》相隔四十年，以祿的視野沒有改變，只是論證更深入、更細緻。因此，《覺醒的呼召》可以當成是理解以祿思想藍圖的入門讀本。

《覺醒的呼召》寫作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之際，法國正脫離納粹統治，積極重建。二戰期間，法國大部分地區並未激烈抵抗，便直接放手讓德國佔領，實質上的損害相當有限。因此，戰後的法國迄待恢復的，並不是物質性的基礎設施，而是遭蹂躪的人性，以及可能背離良心、與神心意相左的信心。基督徒在此尷尬的處境中該如何自處？以祿以其神學和社會科學的理念提出了主張，這便構成了《覺醒的呼召》中四個演講主題，也成為以祿畢生論著的藍圖雛形。

書中的第一個主題是「基督徒的身份問題」：既屬上帝之城的子民，又活在現實的地上世界，基督徒該如何正視因身分而來的衝突處境？他的理念極其單純，就是成為世上的鹽、成為世上的光，以及奉差派到狼群裡的羊羔。這個身分主題展現了以祿的神學底蘊，可說是他多年神學研修之後的信仰告白，他只差沒說出「這是我的立場」。

本書第二個主題是關於「基督教的政治性」：透過對「革命」的思考，帶出基督教的行動史觀。以祿除了透過神學界定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也以他熟悉的馬克思理論批判現代社會。不過，他並沒有因此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很清楚地指出，任何屬人的行動都是「次要的」。革命也是次要的，從未有成功的革命者。基督徒不應追求世界上的「進步」，而應該憑藉聖靈，活出一種不流於世的「生活方式」（style de vie）。

第三個主題是透過「目的與手段」的辯證：揭露工具理性的困境，藉以挑戰高舉現代性的社會處境。這個主題奠定了以祿從此以往對技術社會批判的基調：技術本是手段，卻成為目的。然而，以祿的要基督徒警醒的不僅在於技術，舉凡藉由拆解目的和手段的操作，包括將律法與恩典截然二分，都是錯誤的，都失去了基督徒活在世上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的重大意義。

第四個主題更具體回應了現代社會的核心問題：過與不及的溝通，使基督徒失去了該有的「覺醒」。過度的溝通或傳播，會讓假的變真的；溝通不足，則會造成群體間的分裂。這兩種極端狀況都阻卻了人們去察覺神「善良、純全、可喜悅的」心意。基督徒必須是「有意識的」，也就是「覺醒」，而非人云亦云，或只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以祿在一九六二年出版了《傳播》（Propagandes；中文暫譯）一書，更深入地討論這個主題。

最後，以祿提出上述四個主題的序言（prologue）。序言通常是在一本書的最前面，但以祿反其道而行，把序言當成結論。這也印證了這本書恰好就是以祿在接下來半個世紀，無論在神學、馬克思理論、或技術社會批判等領域，得以持續耕耘的思想藍圖。

《覺醒的呼召》雖然以二戰後的西方社會為批判對象，以祿在書中的主張卻持續有效。神學家侯多夫（Bernard Rordorf）為本書一九八八年法文再版所撰的序言（préface）中提到，以祿此書的要旨，在於強調基督徒必須真實面對「屬靈現實」（réalité spirituelle），也就是要深刻理解現代社會中的技術、金錢、國家、都市等現象，一方面揭露當中隱藏的屬世邏輯，這是基督徒不應盲目認同或妥協的；另一方面，基督徒也必須向在世之人提出基督教倫理的解方，用以回應上述屬世邏輯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侯多夫認為這是《覺醒的呼召》初版四十年後發行再版的重要意義；而我認為這也是在另一個四十年之後，在二十一世紀閱讀中文譯本的意義所在。

我相信這本書的意義，對二十一世紀的華人讀者而言，遠大於半個世紀以前同一區域的讀者。今日亞洲的社會的發展狀態與相應而生的社會問題，具有更多的現代特徵，甚至比西方社會更為嚴重。由於技術文化進入亞洲社會的途徑，不同於西方社會中的自發方式，以祿主張的技術社會批判，也就更難在亞洲社會中被察覺。人們太容易就接受技術、進步、和制度等現代社會的元素，卻沒有充分的反思和回應。而這正是以祿勸勉基督徒讀者，必須在他們的「生活方式」中具體展現出來的因應之道。

以祿說：「每當我們研發出新的療法，眾人都為此歡慶；大多的研究都是為了讓我們獲得更好的醫療。可是，我們費盡苦心照顧生命，又是為了什麼？」今日的精準醫療帶給人希望，但真正的「希望」是什麼？。以祿又說：「一個事實是假的，但它刊登在一份一百萬份的報紙上。也許有一千人知道它是假的，但會有九十九萬九千人相信它是真的」，這不就是今日假訊息的本相嗎？當今基督徒對這些現象的回應，跟社會中不信上帝的人有何不同？

每一位讀者都當從這本書中得到專屬自己的啟發，如同以祿所言，並不存在教條式的「基督徒原則」，因為基督才是唯一的原則。但沿著以祿的思路，我還是可以提供三條思考軸線，供華人基督徒讀者參考。

1. 信仰世俗化危機
以祿觀察到西方社會中，「非基督徒在某方面表現得更優秀且與眾不同，這確實會成為基督徒的榜樣」。結果，「基督徒的思想和道德觀向『非基督徒』靠攏」，「因為基督徒自身缺乏勇氣和忠誠，而導致基督教走向世俗化」。世俗化是西方社會現代性的主要特徵，意指社會中治理權力的解離：基督宗教退出政治，世俗權力超越靈性權力，成為唯一正當的社會權力。「基督教的世俗化」則更進一步，連信仰的本質都改變了。

華人社會從未經歷基督教與政治的緊密結合， 因此並沒有西方世俗化的歷程。然而，基督教的世俗化在華人社會中，卻有可能比西方社會更顯著。當今的華人基督徒不只面對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義，也不只承受以祿所批判的法西斯或共產黨主義，更活在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中。根植於社會中的功績主義、團結主義和差序格局，都有可能造成信仰世俗化。雖然以祿透過《覺醒的呼召》提醒戰後世代要當心信仰世俗化，這提醒也適用於二十一世紀的華人基督徒，而且可能更為重要。

2. 技術進步的迷思
以祿關於技術社會的核心主張是：技術終將脫離人手，成為具有自主性的系統，人反而受技術系統的支配。在《覺醒的呼召》中，以祿提到：「隨著智識與其技術表達緊密相連，知識分子趨向於成為技術人員，他們的行動範圍變得異常狹窄，儘管其技術可能性似乎在增加」。專業分工下的技術者，因為行動狹隘，最終無法駕馭整個技術系統。此外，「『技術』必須以最廣泛的意義來理解；我們可以想像文學技術、社會學技術、法律技術和歷史技術，而不只有科學技術」，換句話說，整個現代社會，包括藝術、法律和制度等專業領域，都是技術的表現，已然成為技術社會。

以祿並非反對技術，而是提醒我們必須小心技術變成了目的。對技術的反思不能等同於反對技術，但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很容易就把批判當成是反對。要不就把批判的對象指向特定的人，要不就把批判當作反對的手段，很少是有建設性的批判反思。華人基督徒處在技術發達的社會裡，更應該要對技術抱持批判性的反思，以祿說：「若聲稱我們能提供不含裂縫的手段或解決方案，能進行自成有效的工作，都是反基督的工作」，意思是說，任何技術都有其不足之處，都不是萬能全備的解方，過分推崇技術，就是把技術當成了神，就是與神為敵。

3. 生態神學的反思
無論是憂心信仰的世俗化，或對技術社會的批判，都明顯反映出以祿思想中的末世論。而且，以祿更以主張「我們透過強大的技術手段，使世界和人類失去了平衡」，作為他面對末世的根本提問。這個提問背後，有著以祿的生態神學立場：我們不是先愛世界，而是因為愛神，也就愛神所創造、神看為美好的世界。然而，看為美好的一切，都不能超越神。《覺醒的呼召》因此也蘊含了以祿核心的生態神學主張：「神聖的界限」（la frontière du sacré）。

以祿認為人的「智能（intelligence）確實可以侵入神聖領域」。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應該要「重新建立智能技術手段」，而且必須是基督徒，才能夠「發現世俗與神聖之間的界限」。因為唯有覺醒的基督徒，才得以完成「盡我們所能進行智能活動，但在冒險進入神聖領域時自願停止」的重要任務。而且，在我們的二十一世紀，不只是專業的智能，發展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智能也應擔負相同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