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地中海看保羅》導讀

／孫寶玲（台南神學院客座教授）

貝里（Kenneth E. Bailey）於八十年代出版的《詩人與農夫》（Poet and Peasant and Through Peasant Eyes: A Literary-Cultural Approach to the Parables in Luke）[1] 早已贏得新約學術界的口碑。貝里於2011出版的《走入地中海看保羅：哥林多前書的文學和文化註釋》[2] 是進一步的延伸，從巴勒斯坦的農村，走入地中海的希羅城市。這部作品更在2012年獲取《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聖經研究的最佳書籍殊榮。其重要和意義可見一斑。

作者貝里多年在中東生活，除了熟悉當地的文化習俗，也掌握相關經文的多種詮釋（抄本、譯本和註釋）和基督宗教諸傳統。這是一般缺乏在中東長期生活經驗，和受限於個別宗派傳統經驗的研究者所缺乏的養成和觸角。從這個角度看，貝里作品的可讀性相當高，或者說，讀者必定從他的研究中窺見許多其他學者所不曾提及或欠奉的豐富資料和視野。簡言之，讀者從他的作品中必然有所收獲，因為他提出了前人或其他人可能忽略的角度。從某個角度講，他的研究和論證—無論是《詩人與農夫》還是《走入地中海看保羅》，在一定程度上，如果不是推翻約定俗成的觀點或釋經結論，那也是邀請讀者對經文有重新的體會，開拓心胸視野。

毫無疑問，一如《詩人與農夫》，文化慣習的透視是貝里在《走入地中海看保羅》為哥林多前書的研究做出的貢獻，他的研究為讀者提供一個立體和生動的經文世界；由此，哥林多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具體的社會、活生生的面孔和人物間的互動。當然，歷史文化研究早在貝里以先已經成為新約研究的顯學。近代的研究，幾乎沒有不從歷史文化角度切入的，差別是程度和深度、切入的觀點不一而已。在這方面，由於貝里的背景和歷練，其詮釋具有一定的特點和深度。然而，在《走入地中海看保羅》一書中，貝里最特別的貢獻或提問，見諸這書兩個主軸。其一，哥林多前書並不是一封因為哥林多教會的需要而寫的「難題解答」，但這個觀點幾乎是所有研讀哥林多前書的學者詮釋哥林多前書的前設，或解釋的支點。相反，貝里倡議，在哥林多前書中，保羅不是零散針對哥林多人提出的問題而提出解答，而是保羅的信仰系統的延伸和論證。由此可知，哥林多前書並不是一條又一條的要理，或一個又一個問題地去回應哥林多人問題的段落，而是保羅的信仰系統對哥林多人的倫理塑造。若此，讀者讀到的不是哥林多人的問題和保羅的教牧回應，而是保羅以他的信仰系統和憧憬，來統攝和重塑哥林多人的生命。用貝里自己的話，是保羅設定了議程，不是哥林多人。甚至可以廣而推之，保羅書寫哥林多書信的「同時，他亦邀請了其餘教會『旁聽』他的『通話內容』，希望能夠服事全體教會」。換言之，哥林多前書不是僅為哥林多人而寫，也是為眾教會所寫的信仰陳述和憧憬。

要論證這點，貝里認為保羅的寫作建基於希伯來的語言傳統，特別以先知作品的修辭和結構特色建構哥林多前書，理出「十架與復活」、「人（男人／女人）、家庭、崇拜」、「信徒在外邦中生活」，以形塑哥林多城的信徒。貝里這部作品並非逐節註解的釋經書，讀者不宜期望從中獲取解釋經文的亮光或答案，至少既不是所有經文，也不是字面的解讀應用，而是從貝里所整理的書信寫作和修辭段落（如五段交叉結構，突顯保羅的信仰內容和倫理憧憬），掌握保羅的信仰內容和體系，從而連接書信與現代的關連—畢竟，貝里認為哥林多前書是為眾教會所寫。至於第二點，學界對貝里的評價不一，因為學者提出的修辭結構特色，在一定程度上雖不能說是錯誤，但也不容易證明提出的結構（貝里很強調「交叉結構」〔chiastic structure〕，即本書的「環形結構」）就是原作者的企圖或設計。從這個角度講，貝里，以至任何學者提出的結構觀點／理論，可視之為透視的窗戶或參考的角度，宜配合其他的考證以作書信詮釋的參照。

撇開第二點有關結構上的討論和爭議，貝里的《走入地中海看保羅》邀請讀者成為哥林多教會的一員，被保羅的信仰憧憬所觸動和感染。就詮釋學而言，這使哥林多前書從歷史中的個別案例，成為「正典」的一部分，意即作品並不被鎖定在二千年前希臘半島南端的一個城市裡信仰群體的問題，而是歷史中任何一個認信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又被這信念所塑造的群體所應該細閱思考自己的所是、所以和所為，聆聽細讀保羅作為牧者的聲音。畢竟，如果保羅寫哥林多前書單是為了解決哥林多城裡信徒的問題，那與我們的關連何在？因為哥林多人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我們的問題更非二千年前的哥林多人所能想像。如果古今的差距如此巨大，如何將二千年前的書信移植到今天的處境？比方說，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六章1∼8節責備哥林多人將信仰群體內的糾紛帶到官府面前，難道成為今天我們面對教會內出現不義事情應該如何處理的「教導」？即無論出現怎樣的侵犯、欺詐、貪瀆，就因為發生在教會裡，我們就得字面地依從哥林多前書第六章的教導而掩蓋罪行？我們隨即可以想起多少信徒因為這種縱容惡行被美化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而離開信仰，也可以見證信仰群體裡多少有權勢的行惡者，因為這種字面解讀和聖經應用而得以不斷被擴權並隨之滋生的惡性循環。另一方面，如果保羅寫的是信仰的整理、內涵和憧憬，那麼跨越時空地域的基督跟從者，都應該因為信仰的價值和憧憬而有所啟迪和觸動，因為貝里整理的主軸，無論古今，都是以不同形態出現的現實，都需要信仰群體真誠面對。

附註：
1. Kenneth E. Bailey, Poet and Peasant and Through Peasant Eyes: A Literary-Cultural Approach to the Parables in Luke (Eerdmans, 1983). （中譯本：《詩人與農夫：從文學與文化進路再思耶穌的比喻》， 貝里著，鍾榮基譯，台北：校園，2015。）
2. Kenneth E. Bailey, Paul Through Mediterranean Eyes: Cultural Studies in 1 Corinthians (SPCK,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