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行傳對異教是否真的不寬容？

／羅維（《攪亂天下的福音》作者）

由於神啟示的社群體現涉及了文化崩解的可能性，使徒行傳那種「儘管他們不知道，仍是有益於他們的」的宣稱是令人驚詫，甚至惹人反感的。聽在現代人的耳中，它可能會敲響勝利主義（triumphalism）、帝國主義等等的警鐘。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人們可能會理所當然地想，怎麼可能會（有脅迫思想）呢？在路加的時代，基督徒是羅馬帝國汪洋大海中一個微小且時常遭受任意迫害的少數群體，他們完全缺乏進行大規模脅迫所必需的權力機制。因此，人們可能會合理地認為他們的想像力是有限的；因為他們根本不可能對非基督徒使用武力，所以他們也無法想像自己擁有脅迫他人的權力。按照這個解讀，使徒行傳之所以缺乏脅迫思想，主要是因為缺乏了進行脅迫的社會與物資前提。

但這樣的解釋未免太容易，起碼是太倉促了。毫無疑問，套句常見的矛盾說法，早期基督徒並沒有強逼異教徒皈信的物力資源；但歷史現實卻不一定排除某種聖經邏輯的可能，一旦權力易手，局面扭轉，普世宣教使命中或會有一種聖經論述，作為強逼人歸信的根據。

而且事實上，教會歷史和其他的歷史一樣，也充滿了受迫害者變成迫害者的例子。因此我們依循使徒行傳路線所思考的，必須是其普世性真理宣稱的倫理邏輯，而不只是早期基督徒缺乏實力強逼人歸信而已。我們必須提出的問題是，在使徒行傳的邏輯中，將「文化崩解」敘述為「臨到異教世界之善的實現過程」，最終是否會導向「為了他人好」而強制製造基督徒的結果？

這問題是有直接答案的：不會的。使徒行傳的敘事邏輯完全指往另一個方向。與很多現代的政治理論觀點相反，使徒行傳認為不存在任何「自我奠基」（self-grounded）的社群；反之它對人類共同生活的願景，如本書所力求證明的，是完全植根於一切之主的身分之上。

只要基督教社群的形成是這身分的文化展現，使徒行傳的政治願景是不能與普世之主的一生割裂開來的。至於路加對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這個保羅的概念有否所知，是有爭議餘地的，但使徒行傳把基督教宣教使命的生活，敘述為體現耶穌自己一生的模式則一點爭議也沒有。簡而言之，按照使徒行傳，神的使命（missio Dei）是有基督論作為基準的。

因此，使徒行傳的敘事邏輯不能被解讀為會導向對「宗教他者」的脅迫；事實上，它必須可見為反對一切與耶穌自身主權本質相矛盾的舉動。在這亮光之下，使徒行傳的經文驅使我們把後來教會歷史中強制性措施的發展，解讀為根本性的而悲劇性地偏離了聖經見證的基準，教會轉背離棄了基督教宣教使命的奠基性敘述。

再者，若是循著使徒行傳的路線思考，我們就能看見這些偏離，並不是教會大體前進中之歷史偶爾發生了一些偏差而已。反之，回顧真理宣稱當具有厚實而活出的性質，我們應當將這些偏差理解為，在基督徒為那位普世之主作見證時，一個更深層問題的證據：活出虛假生命是有可能的，這些的虛假是在實踐中，把使耶穌是一切之主的宣稱變為不真實的謊言體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