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開了一門課，談「靈修與社會關懷」。有一回在課堂上，討論的重點是教會有必要在社會上推動公義和平的工作。有個學生十分激動地站起來，說：「我這輩子都在當馬大，現在成了馬利亞，你竟然跟我說，我現在必須再回頭去作馬大？」這番言論，適足以顯示基督教靈修學中慣見的二分法：要不就像馬大一樣積極投入工作，要不就得像馬利亞，多多花時間禱告。巴默爾除去了我們這方面的囿限，提出：我們不必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的馬大與馬利亞之間二擇一，反而可以同時達成兩種境界。在靜默與發聲、遁世與入世的張力之中，我們可以擁抱上帝賜給我們的這兩極──相對，卻不相悖。巴默爾所勾勒的，是「身處這世界卻絕不屬乎這世界」所賦予的力量。他身兼作者、教師、社運分子數角，服務範疇橫跨教育、靈性、社會變革等公共議題。他也形容自己是貴格會的同道，並曾建立某種隱修社群，但後來終止了那種生活方式。

《行動靈修學》不是一本可以速讀過去的書；這本書的效果是層層累進的。「行動」與「默觀」之間的拉鋸戰由來已久，巴默爾企圖從中找到意義，本書即是這趟尋義之旅的副產品。曾經建立一個隱修社群、但後來終止了隱修生活的巴默爾，十分肯定默觀的隱修目的與刻意為之的靈修，但他也主張：我們可以在「行動生活」之中達成同樣的目的。他的見解是：「行動」是有風險的，會揭露自我，而「默觀」（contemplation）並不具體等同於「沉思」（meditation），而是「任何一種足以揭露『冒充真實之假象』、顯明『被掩蔽之真實』的方式」，因此，對於巴默爾來說，「每當我們以一種穿透假象、更趨近現實的方式行動，這行動就是默觀性的」。他提倡要在默觀價值觀與入世行動之間保持平衡，他用了一個詞彙「拉鋸戰」，來稱呼這股存在於內外領域之間、將人拉往不同方向的張力。有些人比較喜歡走自我發現的道路，而大多數人尋求召命時，追求的是名望、地位，甚至美德。有後面這種傾向的人，會遇到的困難是行動生活可能「墮落成一種自我陶醉」。在這個充滿恐懼、不定、死亡的世界裡，人類成長的轉化層面，正是巴默爾關心在意的。

「工作」、「創造」、「關懷」，三足鼎立，支撐著行動生活與靈性生活之間的平衡。人為了糊口謀生而必須工作，「工作」純然是受外力驅使而採取的行動。「創造」則相反，「來自內在選擇，而不是由外在要求所驅動」；換句話說，自由產生的行動也可以是有創意的。「關懷」亦然，但關懷的「目標不是孕育新的事物，而是養育、保護、引導、醫治、鼓舞既有的生命」。巴默爾特別指出，「關懷」不僅必須包括個人的恩慈之舉，還需要團體為社會公義而奮鬥。以上是行動生活必備的三種形式，每一種都與另外兩種交接，但也可自成一格。「工作可以是有創意的，創意也可以用於關懷，而關懷也可以是一種工作素質」。三足鼎立，支撐著我們，若抽走其中任一條支柱，問題就產生了：我們會失去中心感，貶損人的素質、降低環境的品質。巴默爾寫道：「凡是曾經做好一項工作、完成一件美的創作、或付出時間精力追求公義的人，都能體會到行動的喜悅」、「若奪去工作、創造、關懷的機會（我們的社會逼太多人失去這樣的機會），等於剝奪了一個人覺得自己全然像人的機會」。過著行動生活，卻未能將「工作」、「創造」、「關懷」三方整合起來，所導致的空虛，在這個文化中處處可見。人生的靈性危機，源自於我們對待人的負面方式。當我們邁向梅頓所說的，那潛藏於破碎表層生命之下的『隱密的整全』，其間的掙扎角力，也在巴默爾筆下生動呈現。

沒有為賦新詞強說愁，沒有虛假的保證，沒有靈性上的妄想。誠然，巴默爾這本《行動靈修學》中的洞見令人不安，卻將挑戰並吸引基督徒去深化自己的靈性之旅。巴默爾肯定了我們大多數人都沒得選擇、被迫接受的生活方式，並挑戰我們，如出世修士一般思考，同時入世與罪人一同坐席。這是一本你會反覆閱讀的好書，一再回到書中，重尋鼓勵、挑戰、啟發。　

行動生活與默觀生活之間的拔河戰，在西方世界已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了。雖然我不是歷史學家，而且本書的目的也不在於學術分析，而是分享個人的理解領悟，但稍微了解一下這方面的歷史，有助於我們明白自己在行動生活中的位置。

古代社會中，「默觀」比「行動」受重視。對於古代人來說，「行動生活」只是一種滿足物質需求、維持家庭生計的方式，而「默觀」則帶來超越的機會，可以與「理想」或「上帝」連接結合。柏拉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哲學家君王」，這位哲王所統治的理想社會，就是為了供養一個以反省思考為要務的精英階層而設計的。在馬利亞和馬大的故事裡，耶穌也反映了這古老的偏執，說沉思默想的馬利亞，比她那位埋首家務俗事的姊姊，「選擇了更好的福分」（路加福音十42）。基於此一偏執，教會和大學成為西方文化中獨領風騷的體制，多少是因為在一個只把「行動生活」當作老百姓謀生手段的世界中，教會和大學庇護了「默觀生活」。

然而，隨著航海探險時代和啟蒙運動的到來，隨著科學發展、工業革命和城市化，拔河的繩索被拉往另一個方向，行動生活比靜思默觀更受重視。造成此一轉變的原因似乎很明顯：有了科學技術的工具，人們的行動就能大大超越但求糊口謀生的目的。現在我們可以運用各種行動工具來改變世界，創造我們自己的現實，留下一個歷史標記。知識本身曾被當作求知的目的，如今則成了獲得權力的手段。對許多現代男女而言，「行動」（而不是「默觀」）成為通向個人德行、社會地位、甚至「救贖」的途徑。

如今，在某些社會場域，這場由來已久的拔河戰又開始往反方向運動，以回應佔主導地位的行動主義價值觀；這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屬靈復興：在行動生活的混亂不安中，重新尋求靜思默觀的價值觀。不難理解為什麼會無可避免地出現這樣的反作用。「行動生活」似乎在二十世紀的西方橫行無阻，我們的文化如此驕矜自負於行動的權能，滿心想要征服和控制所見到的一切，以至於我們變得愈來愈不健康。對於認清了這種病症的人來說，恢復健康的良方似乎就在於回歸「默觀」。

但何必要繼續這由來已久的拉鋸戰呢？「默觀」和「行動」其實不應該彼此為敵，而且，只要兩者拉鋸交戰，我們內心也會有交戰。至少有兩種方式可望結束這種敵對狀態。一是認識到「默觀」和「行動」並非矛盾的對立面，而是構成一絕妙悖論的兩極，既可以相合、也應該相合。我們將在第二章專門探討此一悖論。

結束拉鋸戰的第二種方式，就是承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呼召。若一個人蒙召投入行動生活，處理隱修生活的挑戰並不會帶給他多大益處，就像梅頓面對行動世界的挑戰收穫也不大。我們固然要敏於感應默觀與行動是相反也相合的兩極，但也必須尊重自身召命所屬的那一極，同時向另一極保持敞開，以免失去我們的身分認同、完整人格、身心健康。

我從自身的經歷知道，引發行動的生命能量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需要有好的引導，我知道。然而，我仍然非常欣賞和尊重那樣的能量，即使它造成的損害也令我心痛。我相信，若要指出那些生命能量，其實就在指向永活的上帝，而祂有許多名諱。我與屬靈傳統中的某些部分對抗較勁，這些傳統對於行動生活的生命能量，心懷戒懼而非敬畏，將之想像為有待馴服的野馬，而不是從源頭湧出、帶來生命的水流。這樣的靈性修持可能帶來貶抑感罪惡感，或許會起些許短期作用，刺激人去發現自我，卻在靈性生活中沒有長期位置。蒙召投入行動生活的人，需要發展一種不害怕行動生命力的靈性修持。

所有偉大屬靈傳統的核心信息都是「不要怕」。更確切地說，就是要相信生命是美好、值得信賴的。有鑑於此，全情投入一種充滿生命的行動生活，包括這種生活帶來的各種錯誤、痛苦（和喜樂），並不是重大的失敗。所謂的失敗，乃是從蒙召的位置上害怕退縮，浪費了我們與生俱來最寶貴的權利──體驗何謂「充滿生命、真正活著」（being a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