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尼斯
「我的時候尚未來到;有的人是死後才出生。」這是尼采在發瘋之前的幾個月,對自己的大膽預言,這預言後來真的實現了。一八八○年代,他穿梭於法國尼斯的艾慈(Eze-sur-Nice),義大利的杜林(Torino)和波陀芬諾(Portofino),以及瑞士靠近聖模里茲(St. Moritz)的席爾斯瑪麗亞(Sils Maria)之間,在痛苦不斷地折磨下,他出版了大量革命性和影響深遠的著作,最終讓二十世紀被視為是尼采思想的註解與延伸。 同樣的「死後才出生」也可用在梵谷身上。每次當拍賣商的木槌敲下,他的另一幅畫作又創天價,舉世的眼光才再度對焦在他那短暫、孤寂、悲慘、失敗,以及完全被誤解的一生。 今日情況依舊。儘管梵谷的畫作名列世上最受歡迎的作品,他生平事蹟大半還矇蔽在無知和誤解中。畢竟,梵谷因苦於嚴重的精神分裂症而自殺,這不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嗎?導致他自殺的憂鬱,不早已在一八九○年陰沉的畫作《群鴉飛過麥田》(Crows over the Wheatfield)中預告了嗎?而他的憂鬱不也是源於十年前,與家人關係破裂時,宗教信仰的崩潰嗎?他在脫離早年偏差、病態的狂熱信仰之後,不是重獲自然宗教的自由(即使還不到平和的程度)了嗎? 如果最近的研究正確,那麼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其實過往與梵谷有關的種種學術研究,也受到「音障症」的影響,如果我們能嚴肅地看待梵谷的信仰,將可發現他作品所要呈現的,其實是另一種面貌。學術專題著作也許漠視他的信仰,但他的信件中充斥著聖經和禱詞、他的傳道工作與經歷,以及他對信仰的論辯。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的圓頂上,有他自白式的宗教畫作-像《聖母慟子圖》(The Pieta′)和《拉撒路復活》(The Raising of Lazarus)-梵谷本人珍視這些作品,遠遠超過其他展出的畫作。我們惟有認真看待宗教信仰在他生命中的地位,才能更加了解他著名的作品,諸如《繁星之夜》(Starry Night)以及《播種者》(The Sower)。 就像耶穌 根據近日傳記作家凱薩琳‧愛立蓀(Kathleen Powers Erickson)的說法,梵谷終其一生信仰執著,而非只在一八七五年到一八八○年間他擔任傳道人時。因此,要把他一生截然二分成「狂熱時期」和「自然宗教時期」,幾乎是不可能。況且,一八八○年他離開教會時,摒棄的不是信仰本身,而是那些偽善的神職人員。即使在離開教會的情形下,他的內心仍然堅持信仰-包括對耶穌的委身、對聖經的尊敬、對天國實現在人間的信念、對窮人的關懷,以及相信死後的永生,會賞賜給像他這樣在世飽受苦難的人。 但梵谷一生的確有個巨大的裂縫,終其一生影響深遠。梵谷出生在一個滿有宗教和藝術氣息的家庭,他深深尊敬那當牧師的父親,以及家族傳承的亞米紐派(Arminian1)。這種神祕的敬虔主義,在他待在倫敦和巴黎期間更加強化,他在那裡經歷了福音的歸信,並逐漸喜愛金碧士(Thomas a、 Kempis2)的《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本仁約翰的《天路歷程》,以及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3)的講道。 後來,梵谷盼望能追隨父親,除了牧養之外,他更希望能有更多傳道的機會。「在我們家,」他寫給他弟弟,西奧(Theo)的信中說,「一代傳一代,總會有人傳福音。」但他的努力功虧一簣。在比利時礦場擔任的試用傳道一職,只維持了十八個月,後來轉作家族藝術事業,仍是悲哀地一敗塗地。 梵谷被教會委員會辭退牧職的主要原因,是講道的口才不好,不是由於他缺乏信心。事實上,他們還相當推崇他「展現出對病人和傷患令人欽佩的關懷,自我犧牲的精神,這些特質都證明他的忠貞不渝」。在被詢及為何要過著如此苦修的生活時,他答道:「我是窮人的朋友,就像耶穌。」 梵谷和教會關係的絕裂,最終是因為不再信任曾經最讓他景仰的兩位神職人員-叔叔史崔格(Stricker)和父親。他駁斥在他們身上看到的偽善,他控訴所有的神職人員和教會機構是「法利賽主義」。但他本人並未離棄信仰。相反地,他寫信給他弟弟:「或許當我們唸著,摩爾塔圖里(Multatuli)在其《一個不信者的禱詞》一文中的結語:『哦,上帝啊!這裡沒有神!』時,上帝才要真正開始動工。對我而言,神職人員的神,像門上的裝飾釘子,是死的。難道我就得因此而成為無神論者嗎?」 梵谷強烈地堅持他仍然相信神。在寫給西奧的另一封信中,他說:「當你得冒險把我當作一名狂熱份子時,你不要太驚訝,我告訴你,為了愛,絕對需要相信神(那不是指你就得相信那些神職人員所傳的道)……一點也不是。對我來說,相信神是感覺到有位神存在,祂不是死了或被當作標本,祂是活的,激勵我們以頑強的愛,堅持去愛到底。」 此後,梵谷把宗教分成「好的」和「壞的」,「rayon blanc」和「rayon noir」(白光和黑光)。他在另一封信中寫著,「確實有些神職人員,尤其是他們的妻室,比世人更不信,更硬心,更世俗。」他覺得這些偽君子就像「粉飾的牆」。他論到教會時,說:「難怪在那裡,人心會變硬,像個石頭。」 徒步上天堂 梵谷的畫作《繁星之夜》中,刷白的教堂是惟一沒有反映出滿天繁星光彩的建築。只有教堂是暗的,而天空卻燃燒著星光與信心。他在評論這幅作品時談到,當時他「感到一種迫切的需要-我要說-是信仰。」於是,他走到戶外,在黑夜中畫下滿天繁星。一八八二年他寫給西奧的信中,談到朋友小孩的出生,「在這種時刻,人會感覺到祂的同在-也就是我所說的,也隨時準備要真誠地表白的:我相信神。」 他的朋友兼畫家夥伴高更描述梵谷時說到:「他的荷蘭頭腦充滿了聖經。」或許梵谷晚年信仰最有力和感人的見證,就表現在一八八二年的平版畫《在永恆之門》(At Eternity's Gate)。一八九○年他重新以油彩畫在帆布上,當時他在普羅旺斯的聖.瑞米(St. Re′my)一間療養院靜養。畫中一位禿頭老人綣縮在椅子上,他緊握著拳頭摀住雙眼。我們以為那只是代表窮人悲慘、痛苦、無止境艱難的命運,但我們錯了,根據畫家的說法,那是個農夫-就像梵谷本人-緊緊抱著他的信仰:「一定有些高貴、偉大的事情,不該註定卑瑣……這超乎神學之外,是簡單的事實,連壁爐前、礦場內最貧窮渺小的農夫或礦工,也能感知這個時刻,感覺到永恆家鄉的召喚,感受到它的貼近。」 「我們都是客旅,」梵谷曾在他生前最後一次講道中說到,「人生是一段從地上到天上漫長的路途或旅程。」旅程的主題在他一生中反覆出現。「我總覺得自己像個旅人,要往某個地方,去某個目的地,」他從亞珥城(Arles)寄出的信中提到。「我對前程一無所知,但就是這種一無所知的心理,使得當下所過的現實生活,像是上了單程火車的旅程。」 因此,就連自殺,對他這種相信有「永恆家鄉」的人,也不是終點了。梵谷辯稱,我們無法活著上天摘星,亦如無法死時搭車去任何地方。「所以於我而言,霍亂、結核病、癌症等疾病,像似屬天的移動工具,正如汽船、公車,和火車是屬地的交通工具。年紀老邁而安靜死去就是徒步上天堂。」 悲哀的是,梵谷認為「徒步上天堂」太慢了。但當他的朋友以他剩下的油畫包住他身體,用大把他喜愛的黃花蓋上他棺木,並把他的《聖母慟子圖》(圖中紅髮、神似梵谷的耶穌,剛從死裡復活)掛在骨灰罈上時,他們表達出他那難以動搖的信心。「許多的艱辛需要掙扎,」他說,「許多的苦難需要忍受,許多的禱告需要祈求,接著末了才會寧靜安詳。」 梵谷一生悲慘的故事,就痛苦和孤寂方面,比起尼采一點也不遜色。但畫家那種無論如何的信心,卻與尼采的無神思想形成尖銳對比。儘管有許多具體的理由,足以動搖人的信心,梵谷仍然堅信不移,然而尼采卻從未稍究他所猛烈抨擊的基督教信仰的證據,他甚至坦承地說過,他對基督徒和教會沒什麼不好的經驗。「如果我對基督教宣戰,」他在《瞧,這個人》一書中提到,「我有權這麼做,因為我從未在那邊經歷到不愉快或挫敗的感覺-認真的基督徒一向對我很好。」 甚麼才能為尋道者帶來最為關鍵的問題:何種證據才能算是與信仰真正牴觸?為此,我們需要更詳盡地研究,來檢視兩種意識到的路障。其實它們並不是真正的障礙-兩個似乎無解的反對意見,在更深入的探索之後,我們卻發現,反倒打開了一扇可通往更深邃、更合理的信仰之門。第一個路障,是由於所受舊傷而變成懷疑論的情況,主要是起源於心理問題。另一種路障,是由於對信徒有不好的經驗,而變成懷疑論者。我們能理解並同情這兩種障礙,但正如我們將看到的,他們其實是在規避真理的問題。事實上,仔細的探究顯示,在這兩種情形下,哲學思想被化約成生平傳記,理性的對話被人身攻擊的論辯取代-不去探索信仰的證據,只一味攻擊代表證據的個人。 只是心理投射? 為何梵谷如此堅持他的信仰,而尼采卻猛烈且全面地反對?答案把我們導向當代世界對宗教最致命的抨擊-投射作用理論-而探究的結果,將使這理論變成迴力棒,轉而打到始料未及的攻擊者。 認為宗教信仰只是一種投射心理,或人心願望的落實,或一種幻覺等等觀點,是十九世紀早期的哲學家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所提出,接著由佛洛伊德發揚光大。他在《一個幻覺的未來》(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一書中有力地陳述,宗教信仰是「幻覺,是人類最古老、最強大、最迫切等各種願望的落實……由此,有一位神聖的上帝仁慈地統治,才足以舒緩我們對人生各種險境的害怕。」 這個挾佛洛伊德的名望和科學權威,所支撐起來的觀點,多年來被視為是對任何聲稱真理的宗教,最有力的揭穿。如果宗教可用社會和心理因素解釋掉-就像馬克思、尼采,和佛洛伊德所主張的-那麼花心神去探討宗教信仰是否屬真,就算浪費生命了。 然而,深入的研究使得佛洛伊德理論與其同黨,受到嚴厲的批判。其結果是他的理論回擊他,以及所有以投射理論作為反對宗教主要武器的人。為什麼會有這種反思呢?因為如今佛洛伊德的理論,已被視為是他自己個人的觀點,而非心理分析或科學的一支。他本人曾向一個朋友承認:「讓我們搞清楚一個事實,就是我書中所陳述的觀點,並不是分析理論的一部分。那些純粹是我個人的看法。」 佛洛伊德拿不出建構他理論基礎的經驗論證。事實上,這位精神分析的創始者,不管是在宗教心理學的深入研究方面,或是照顧信徒病人方面,都缺乏足夠的經驗。紐約大學維茲教授(Paul Vitz)在檢視佛洛伊德的全部著作後,直率地結論道:「佛洛伊德所出版關於信仰的精神分析理論與書籍,沒有一件是根據信徒病人所提供的臨床證據。他從未公開地提出任何嚴謹的心理學證據,來證明他的投射理論和其他有關宗教的看法。」 佛洛伊德以後的研究結果,全面駁斥了宗教信仰是神經質和具破壞性的說法。事實上,宗教生活已被證實與身體健康、心理整全有著密切的關係,甚且對社會有積極正面的影響。 更令人驚訝的是,佛洛伊德的理論用在分析無神論上,比用在有神信仰還要貼切。佛洛伊德曾寫到「在戀父情結與信靠上帝之間有密切的關係」,他解釋精神分析如何顯明「就理論上,所謂個人的神,無疑就是被高舉的父親,日常例子告訴我們,年輕時一旦失去了盡職的父親,便會很快地失去宗教信仰。」他指出「一個無神論者,無意識地對父親的失望和憎恨,就說明了他為何會排斥上帝。」 最後這一點,是維茲在他的著作《無父的信仰》(Faith of the Fatherless)一書中注意到的。他在探討佛洛伊德的主張時,查閱許多著名的和激進的無神論者童年,他們有著共通的特點-「我們發現每個人都有個軟弱、早逝,或虐待人的父親。」這些人包括尼采、休謨、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沙特、卡謬、叔本華、奧希亞(Madalyn Murray O,Hair4)等許許多多的人。有些人的父親在他們年幼時就去世(尼采四歲喪父),其他人的父親則在心理上遙不可及,或是濫權不盡責。 維茲研究的許多案例中,不論是無神論者本人或他的家人,都公開承認他們的無神思想與一個缺憾的父親有關。威爾斯(H. G. Wells5)在他的自傳中提到,這件事如何影響他對母親信仰的觀感。他母親實質上已被當板球選手的父親所棄。「她曾經夢想得到有回應的愛,和一位細膩關照她的上帝,但除了夢境以外,她得不到更多安全的保證。我父親的心思都在板球上。隨著一年一年的過去,我認為她也痛苦地察覺到,自己終將無法得到實際的紓解。或許打從一開始,她就重視過頭的我們的父我們的主,也在一旁-在遙遠的星河宇宙外,打著祂們的板球。」 把投射心理回報給那些擁護者,我是否在辯稱無神論不真?絕對不是。那是個不同的問題。投射理論其實是古老聖經對偶像崇拜看法的現代轉向,希伯來觀點中的偶像,就是投射到宇宙中的「虛無」。因此,回敬他們是公平的遊戲,但這遊戲會永遠地反覆不止。 這裡我所要強調的是,我們需要討論真理和證據,而這正是無神論者常會規避的。明顯地,一旦徹底的討論,就會有兩件事突顯出來:其一,無神論者以投射理論排斥宗教信仰,是全面漠視證據的不理性(就像尼采在《瞧,這個人》中承認:「我完全不認為無神論是理性的結果,也不認為它曾經過甚麼理性的推論過程,對我而言,那明顯是直覺的產物」),其二,他們以人身攻擊來侮蔑提出證據的個人。 冷淡與殘酷 先前我曾說過,一個人的哲學思想根源於他一生的生平記事,卻也能有所超越。不過,在這些重要的無神論者的生命終點,哲學實際上已化約成他們的傳記。更清楚地說,生平傳記已成為他們無神思想的決定性因素,明顯地少有其他更寬廣而理性的根據。尼采的例子顯示,造成他無神思想的原因很簡單,除了早年失怙之外,他沒有其他更遺憾的事,而他對這位父親由原先的敬重、偶像般崇拜,到後來卻覺得他軟弱無力。至於其他人的情況,根本的原因就複雜多了,這也導致反對宗教信仰的第二種類型-由於信徒所加在他們身上的壞印象而變成懷疑論者。 桑謬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6)憎恨他那身為神職人員卻專制蠻橫的父親。後來,他不但反抗他的鞭笞,更反抗其信仰。他不僅缺乏正面的父親形象,真正的父親帶給他的,更是負面消極的經驗。導致的結果是一股恨意充滿在他所有的著作中。他的傳記作者穆格里奇注意到:「巴特勒在一切提到童年的資料裡都離不開憎恨。他視那些字眼像沾毒的箭頭,隨時準備刺入敵人心臟……讓父親的教會、父親的神、父親的希望和信仰,以及他一切的行為準則,一個接一個崩塌無遺。」 即使那些還保留著信仰的人,父親軟弱、失職,或缺席帶來的經驗,可能一輩子都如影隨形。對艾蜜莉.狄金生而言,上帝常常是冷淡、沉默、嚴厲的,正如她那當律師的父親。當朋友問及她的家人,她形容她父親「總是忙著他的訴訟案-無瑕顧及我們做了什麼。」她認為父親所敬拜的神一樣也是遙不可及,至於她的家人,「他們都很敬虔-除了我之外-每天早晨對一位凌駕萬物者-就是他們所謂的『天父』說話。」 這些故事突顯了失職的父親所帶來的深遠影響:兩千多年以來,一直有股難以化解的勢力反對基督教信仰-即基督徒本身。明顯地,在一個人所表白的信仰、所實踐的信仰,以及該信仰在眾人面前所表現出來的樣式,三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實踐你所傳的道,就可以舉薦你的信仰;若是不行,就自相矛盾。「如果你們彼此相愛,人們就可以看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耶穌對跟隨的人說。或是像一千五百年後那個更加腐敗的世代,伊拉斯姆(Erasmus7)提醒世人,「如果我們想把一個回教徒變成基督徒,我們自己得先作基督徒。」 有時這個觀點受到尖酸的嘲諷-「基督教或許不錯,」蕭伯納一語雙關地說,「只要有人去試試」-也有更悲哀的,像湯樸威廉主教(Archbishop William Temple)的評論:「我信『聖而公之教會』(譯註,基督教『使徒信經』中的一句),只可惜它並不存在。」對任何認真的尋道者來說,這點都十分重要。綜觀整個基督教歷史,其中包括十字軍東征時獅心理查(Richard Coeur de Lion)的血腥大屠殺,西班牙異端裁判所裡托爾克馬達(Torquemada)對猶太人和異教徒處以火刑,以及博爾奇亞(Borgia)教皇亞歷山大六世時邪惡的娼妓政治8,基督徒必須謙卑地為此認罪。 當然基督徒也可以據理力爭,舉例反駁-畢竟沒有任何宗教須為其信徒的行為負責;或說這些罪行被不恰當地誇大;更有人辯稱,如果有一萬人死於異端裁判所的火刑,也應該和二十世紀的今天,死在無神論意識形態下一億多人的事實兩相對照等等……。 但是這類抗辯都失去重心。因為不論暴行是施在一人、十人、兩百人,或一萬人身上,暴行終究是暴行。沒有甚麼比高舉某人的榜樣和教訓,卻全面徹底地犯下截然相反的罪行更加惡劣的了。總而言之,基督徒無法逃避應該認罪的必要。正如魯益師向一位基督徒朋友承認:「如果有本我沒打算要寫卻寫成的書,那就是基督教為其在人類酷刑史上的惡行,作全面性的認罪。廣大的世界聽不到我們的心聲,除非我們公開地斷絕與那些不堪過去的關係。為何他們會聽不到?因為我們一面高呼基督的名,卻一面服事摩洛9。」 仍然渴慕真理 但是這些證據會對信仰不利嗎?正如我們早先提到的,卡繆強調我們應該就各信仰的最佳狀態,而非其副作用來評斷它。這個觀點似乎對基督教特別適用,尤其是當許多基督徒的行為直接地、完全地違反基督的榜樣與教訓時。 如果這種衝突意指信徒必須謙卑,那麼誤用那些矛盾衝突的不光彩記錄,也意味著懷疑論者必須真誠。決定性的問題不在於是否信徒沒有活出他們的信仰,乃在於他們的信仰是否真實。對所有的宗教和意識形態而言,先前的傷害和不好的經驗,誠然是個令人難過且抹煞不掉的事實,但它們本身不該是使人去選擇相信或不信的理由。 安妮‧拉莫特在追尋人生意義時,被迫承認:「我們家沒有人相信上帝-就好像我們早先曾發了某種誓,大家有志一同,沒有人要相信上帝,只因為父親童年時候冷酷而痛苦的基督教經驗。」這種態度理性嗎?她曾思想過這件事的道理嗎?顯然地,兩個答案都是否定的。父親對她祖父的失敗所作的反應不是藉口。該是她自己認真尋求的時候了,而她辦到了。「我渴望某種東西,」她寫道,「我敢稱之為真理。」 你是否有理由不假思索就排斥一個你從未細察的信仰?你對信仰的態度是否受到歷史,或是你個人的人生歷練所影響?你的態度合理嗎?是否純粹個人性?這些態度承襲自何處?抑或這只是一道煙幕? 整束你的意志和心靈,仔細察看迢遠返鄉路上諸多的確證和反證吧! 譯註: 1.亞米紐派(Arminian),為荷蘭神學家亞米紐(Jacobus Arminius,1560-1609)反對改革宗神學的一些基本假設,特別是預定論的看法。其從者就稱為亞米紐派。 2.金碧士(Thomas a 、 Kempis,1380-1471)德國奧古斯丁派修道士,著有《效法基督》一書。 3.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1834-1892)浸信會牧師,博覽群書,為傑出佈道家。 4.奧希亞(Madalyn Murray O'Hair)美國二十世紀最著名的無神論者。 5.威爾斯(H. G. Wells,1866-1946)英國小說家,曾創作科幻小說《時間機器》、《星際戰爭》。 6.桑謬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國小說家、小品文作家和批評家。維多利亞時代確信無疑的事都成為他筆下挑戰的對象。《肉身之道》是其名著。 7.伊拉斯姆(Erasmus,約1466-1536)荷蘭人文主義學者、古典文學和愛國文學研究家,《新約全書》希臘文編訂者,北方文藝復興運動的重要人物。 8.尤指十世紀羅馬教廷娼妓權勢盛行之事。 9.所羅門王與其妻子所拜亞們人的神祇。
梵谷畫作
《群鴉飛過麥田》(Crows over the Wheatfield) 《聖母慟子圖》(The Pieta′) 《拉撒路復活》(The Raising of Lazarus) 《繁星之夜》(Starry Night) 《播種者》(The Sow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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