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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曾以「瘋狂的巨輪」一詞形容納粹暴政，力言教會不單要團結所有在輪下的犧牲者，更要挺身力阻狂輪。可是，無論是當時的德國教會還是普世教會，非但沒有合力共抗納粹政權，甚至對其暴行視若無睹，有的更不光彩地站在納粹一方。事後回過頭看，人們自能輕言教會的種種不是，然而深究其原因所在，已不光是歷史的任務，更是今人必須面對和反思的課題，也是對今日教會的提醒和挑戰。有關的討論可謂汗牛充棟，本文將嘗試從一些較少受人關注的面向，探討為何教會無力阻止這狂輪。
古今社會最根本的挑戰和誘惑，多數離不開經濟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史稱「威瑪共和」（1918-1933），是德國首次實行共和政體，文化社會取得輝煌成就的黃金時期。然而隨著一九二四年經濟下滑，一九二九年華爾街股災引發全球經濟大蕭條，同年總理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繼而離世，國內激起一鼓不可逆轉的政治危機，人們摒棄社會現狀，渴望政治強人帶來出路，紛紛轉向支持極端政黨，除納粹黨外還有共產黨等。其時希特勒乘勢而起，大力宣揚「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透過喚起國人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屈辱及期望國家再次富強，於一九三三年正式上台執政。同年，希特勒藉國會縱火案打擊共產黨，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開始抵制及迫害「國家敵人」，矛頭直指國內的猶太人，因為他們擁有大量社會、經濟資源。
一旦渴望國家強大，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就成為狂輪的主調。納粹強調日耳曼民族的優越性，認為民族的「正統」是必需的，否則「高貴」的血統會因而脫色，令國家再次敗壞。民族、國家優先的想法，意謂著個體的、別國的利益可以犧牲，甚至連信仰都在「一族一國」底下被重新定義。這非但助長極權的擴張，並有利軍國主義的形成。鑒於教會的影響力，納粹安插親信在教會之中激起教內的鬥爭。支持納粹的稱為「德國基督徒」，當中最出名的，是後來當選國家主教的梅拿（Ludwig Muller）。梅拿不但支持教會統一化、國家化，甚至主張教會應清除猶太色彩，包括舊約聖經。
民族和愛國主義確實有助團結民眾、推動發展，並提升管治效能。但它同時無情地踐踏個體、排除異己、扭曲價值和意義。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形容那是「魔魅」（Demonic）——既有創造力和吸引力，卻同時把無限賦予有限的東西，或宣稱自身為無限。一九三四年，納粹頒佈「亞利安條款」（Aryan Clause），不容德意志民族以外者出任公職。由於德國神職人員為公務員體制一部分，教會自然牽涉其中。然而當時主流教會非但沒有反對這政策，更表達了對希特勒的效忠，同年舉行的教會選舉，支持納粹的「德國基督徒」更成為大贏家，少數的反對聲音日益被邊緣化。潘霍華等人成立「牧師緊急聯盟」奮力反對這條款，雖集得兩千人簽名支持，主流教會的領袖卻無動於衷。
反對派後來自組「認信教會」，並於一九三四年召開「巴門會議」，由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草擬「巴門宣言」（Barmen Declaration），要求與納粹劃清界線，強調教會除基督以外別無權威。然而，我們不要高估「巴門宣言」的立場和作用，巴門宣言實際上僅為信仰告白而非政治宣言，針對的是教會的過失而非政治的批判，只強調教會不應受政治干預，就連反納粹、反「亞利安條文」也沒有提及，巴特本人晚年也就此承認，自己經歷到在教會內的失敗，比教會外來得更大。
教會內部雖有分歧，但實際上亦非所有人都支持納粹，不少人寧願選擇沉默，面對狂輪而視若無睹，原因是他們和納粹有共同的敵人——共產主義。隨著俄國革命和蘇聯的成立，西方世界一直對共產主義有所戒備。自一九二四年起，德國的經濟困境一直持續，希特勒欲乘時而起，卻在大選中敗給共產黨。德國共產黨自一九二四年以來，一直成為贏得最多國會議席的前幾名政黨，直至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正式取得權力為止。納粹黨與共產黨無論在種族的優越性、經濟的私有權，以至對宗教的看法皆南轅北轍，在希特勒眼中，共產主義可說是猶太人以外的最大敵人。
同時，因著共產主義的無神論觀點，以及眼見蘇聯對教會的迫害，使德國教會視共產主義為教會與納粹的共同敵人。教會錯認「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即使自身並不全然認同納粹，卻樂於站在有民眾支持的反共一方。事實上這情況非但只出現在德國，連梵蒂岡也有同樣的態度。天主教會內部雖然大多數不支持納粹，然而教宗為了保障宗教自由和抵制共產主義，於一九三三年七月與希特勒簽定協議。
面對狂輪急轉，認信教會的立場日見軟化，有人甚至認為對於納粹的默許，能夠抵抗異教信仰，有助開展大眾的福音工作。潘霍華曾極力主張，拒絕「亞利安條款」的牧者應當辭職表達抗議，可是非但沒有得到正面回應，更被指過於激進，連「牧師緊急聯盟」亦發表聲明支持希特勒。教會的獨善其身，讓希特勒看準拉攏時機，進一步令狂輪不可逆轉。一九三五年，希特勒向認信教會示好，只要求教會不支持「極端分子」，以及不和國家對立。教會內的主和派非但欣然接受，部分更不再自稱「認信教會」，改叫「認信運動」，預備與政權合作。
獨善其身的不止德國教會，西方的一眾教會亦然。教廷在與納粹妥協的同時，自身亦疲於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擴張。為求自保及順從民意，教廷與墨索里尼達成妥協，就連一九三五至三六年間義大利入侵非洲，發動衣索比亞戰爭，教宗亦沒有公開譴責。此外，潘霍華在一九三三年後也多次前往倫敦，期望對英國乃至普世教會協會施加壓力。起初算是取得一點成果，他被委任為國際教會聯盟的青年秘書，並與同樣反納粹的英國主教貝爾（George Bell）建立深厚情誼，希望藉此提升反納粹的行動。然而這些「成果」都非常有限，他請求普世教會協會只承認認信教會為德國唯一的教會不果，也無法說服普世教會協會去除德國官方代表的議席，更別談反納粹的實際行動，後來只好辭去青年秘書一職。
值得一提的是，認信教會並非德國教會內唯一的反納粹聲音。以田立克為首組成的「凱邏斯圈」（Kairos Circle），成員包括神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猶太教徒、社會主義者等，積極推動宗教社會主義（Religious Socialism），提出基督教神學與社會主義的相互批判和相互轉化，藉此對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納粹主義作深刻的批判。然而他們成為首批被納粹盯上的知識分子。一九三三年，田立克回絕納粹黨的利誘，成為首個被罷免教席的亞利安人，著作被充公銷毀，後逃往並長居美國。在他們受到迫害之際，同樣沒有得到多少教會的聲援和關注。
本文嘗試勾劃出德國教會無法阻止狂輪的幾個緣由，而這些緣由也正是今日教會要面對的誘惑。事實上，二十世紀初歐洲多國也因類似的緣由形成極權政體，比如義大利的法西斯和蘇聯的蘇維埃，教會的表現也同樣教人失望。然而相較之下，亦有基督教國家在面對同樣困難時卻沒有產生暴政，比如英國。背後原因是機緣巧合？還是有跡可尋？箇中與英國教會長期以來對國家體制有一定的影響不無關係。這課題無法三言兩語交代，值得日後進一步探討。
當期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