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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的水壩廣場前，反送中的集會與聯署活動
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曾經寫信給他的弟弟，說：「人是個待解的奧祕。如果你一生都在解開這個奧祕，不要說你在浪費時間。我正在研究這個奧祕，因為我想成為一個人。」
身為一個台灣人和基督徒，我從沒有想到自己會完成一份香港反送中運動的論文，但看完《時代革命》，我更加相信人是個奧祕，而人與人之間有一些基本的生存需求與渴望，例如：對自由與尊嚴的需求，對公義及和平的渴望，是普世性的，是跨越民族與國家的，甚至反映了在創造之初就賦予人類的「上帝的形像」。
二○一九年，是香港開始經歷巨變的一年。我人在荷蘭進修，想要更深入理解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世界觀與靈性觀，也找了一些資料，預備作為論文方向。但是，那條路一直沒有成，反倒是一些因緣際會的事件，不停地把我推向反送中運動的思索。
我原先在台灣並不是一個很關心政治的人，對藍綠對立下的政治很冷感，甚至不是一個很關心台灣前途的公民，但是對於核電存廢、樂生運動、移工等民生、環境和族群議題，還是偶有關注，只是經常不知道該如何思考。然而，隨著台灣社會民主化的逐漸成熟，二○一四年的太陽花運動，讓新一代年輕人在公民責任的思考與政治參與上，似乎比我的世代，有了更多發揮的空間，但是教會界對信仰公共性的關注與討論，還是少數。當時校園雜誌主編惠慈姐，邀了一些基督徒展開公民參與和公共神學的思考，加上後來香港陸續發生追求民主的佔中運動與雨傘運動，我開始想要理解基督徒該如何思考公民不服從，以及歷史上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壓迫如何消解的議題，畢竟耶穌虛己（kenosis）的榜樣體現出來的，是「行公義、好憐憫、謙卑地與神同行」的信仰，而不是弱肉強食的故事。隨後也與幾個同事和好友，透過讀書會，例如：左勒（Dorothee Sölle）的《想像與順服》，吳叡人的《受困的思想》，進行延伸思考。
二○一八年秋天，我離開台灣，抵達荷蘭，一切歸零，重新學習。人在異鄉，除了經常在與各國同學談話時，需要稍微去解釋身為台灣人是什麼狀況之外，「我是誰」的身分認同問題，無論是國族的身分，或是基督徒的身分，或是這兩者間交集與互斥作用之下的雙重身分，常常浮現出來，要求我重新定位自己。二○一九年的四月九日，看到友人轉貼一則新聞，是佔中九子案被判有罪的結果出爐，其中一位是朱耀明牧師。當時他發表了一篇自我陳情文，通篇沒有憤恨之言，有的是出於信仰的誠心自白。他自比為一名敲鐘者，而他參與公民抗命的一切行動，無非是為了在生病的香港社會，喚起人心逐漸失落的良知。七十五歲的朱牧師說：「如果我仍有氣力，必繼續在教會敲鐘，在世上敲鐘，在人心敲鐘。」[1] 最後他以此做結：「我們沒有後悔，我們沒有埋怨，我們沒有憤怒，我們沒有遺憾。我們沒有放棄。耶穌說：『為義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五10）慈愛公義的上主，我將自己交託祢手中，願祢的旨意成就！」[2] 即使那時反送中運動還沒有開始，但這份精神的底蘊打動了我，預見了香港基督徒即將承擔某種時代考驗的勇氣。
朱牧師的陳情文，讓我想到另一名出於良知而抵抗政權的牧師─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他正好是四月九日過世的）。他們都尋求在基督裡的真自由，以至於對既有政權的不義，發出先知性的批判，並以一種為真正的義甘願受逼迫的行動，置生死於度外，平心看待世上的審判。二○一九年的六月，幾乎七分之二的香港人，為了阻擋逃犯條例修正案而走上街頭，我身為一名台灣人，最初只是想理解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因而一直在網路媒體關注運動的發展。後來一些在荷蘭的港台人，為了響應香港六一六「兩百萬+1人」上街遊行，於隔一日在阿姆斯特丹的水壩廣場前，發起反送中的集會與聯署活動，我也去參加了。
隨著反送中運動持續發展，我感受到香港人從過往佔中運動與雨傘運動累積的公民能量，並沒有消失，反而在反送中運動裡頭轉化成另一種樣態。我曾經編過《行動的原點》一書，作者周學信老師在書中提供了多位西方基督徒的典範，他們致力於社會改革與政治參與的背後，是深厚的靈性傳統與神學思考。由於該書的啟發，我開始思考：即便反送中是場政治性的社會運動，但背後一定有著深厚的靈性基礎，否則單憑香港人與香港社會，在九七回歸後允許自治卻尚未達成民主的有限條件下，不可能維持如此高的動能與自發性，對抗一個逐漸集權化的政府，維持超過半年以上之久。於是，我很想知道那個靈性基礎究竟是什麼？為什麼在香港會有這個基礎，但在台灣似乎缺乏類似的靈性基礎與能量？我受惠於香港的文字出版事工良多，知道香港的神學思想，一直相當豐沛，甚至走在華人神學思想的最前線。反送中事件成為一個起點，讓我開始想要理解香港的教會和基督徒，如何進行公共參與和實際的社會改革。
二○一九年的秋天，當我再度從台灣回到荷蘭，期間從香港轉機，恰巧遇上因為抗爭而起的機場罷工；從前熟悉的自由香港，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風暴。機場內的我安全得很，但機場外的香港，卻是另一個世界。香港媒體的動能是相當大的，在還沒受到國安法打壓前更是如此，那一陣子，每天只要一打開臉書，一則又一則反送中運動的最新發展，直接送到我眼前，雖然大部分都不是太舒服的新聞，但這場運動，就以這種方式，成為我每天左思右想的主要素材。我後來想，每天光追這些新聞，都無法專心念書了，那何不就好好消化這些新聞，把它們當作我實際的研究對象？那個學期，我修了兩門課，分別是公共神學，以及從宗教對話角度探討憐憫（compassion）的意涵。後來就帶著實驗性質的嘗試，繳交兩篇報告，一篇是從左勒的《想像與順服》來探討反送中運動當中公民不服從的意義，另一篇則是以基督信仰的憐憫觀來詮釋反送中運動。第一年在荷蘭學習，大半時候我摸不著頭緒，沒想到這兩篇報告，收到老師的肯定及鼓勵，進而變成我後來論文的雛型。雖然原先想要進行的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研究漸行漸遠，但也覺得這是一個契機，相對來說更切身與迫切，更貼近自己的語言與處境，可以進行神學思考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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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論文之初，有一個關於定位的問題，是我經常掙扎之處，即使到現在還是經常困擾我：身為台灣人，我有什麼資格來寫香港反送中運動？若用身分來界定，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局外人（outsider），鐵定無法比真正的香港人更理解香港的難題，因為他們是局內人（insider）。但有誰是真正的局外人嗎？雖然台灣與香港不同，但如果我們同樣都是在思考，如何在面對中國強權的壓迫下，仍然渴望活在民主與自由的社會，就會發現局內和局外的界線，並不全然是由地緣政治和國籍身分來決定的。如果這是一個關乎人們生死存亡的實際問題，便沒有人是局外人，如果有所謂的局外人，或許是把自己排拒在實際處境之外、拒絕思考的人。當我開始以台灣人的身分，來思考反送中運動時，的確發現局內╱局外的邊界並不是那麼非此即彼，反而是有彈性的，是會移動的。我與香港人的無形關係，也漸漸發展成一個介於「他們╱你們╱我們」的動態過程，即便外在的台灣人╱香港人的身分是固定不變的。
我認為，我們應該先學習做人的道理，再來才是當個好國民。政府教育人民要尊重法律、法律及正義，此舉實不可取。人民唯一的義務是：無論何時，都只憑良心做事。
人人都清楚知道自己有權利革命，意思是，當我們再也無法忍受政府的暴政或無能時，可以不支持，進一步加以反抗。[3]
――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我實際開始理解反送中事件的原點，是想知道香港人為什麼要抗命，為什麼得用這麼激烈的方式尋求自由，進而開始去追問「順服」的意義。我發現台灣教會圈通常是個講究和平又避談政治的地方，對信徒的教導也往往偏向「順服」而不是「抵抗」。教會也不太談公義，或以很離地和抽象的方式在談，再加上詮釋聖經的扁平化、片面化和去脈絡化，在這種種因素下的基督徒，就只能以教條式順服上帝的方式，來順服執政掌權者。但執政掌權者並不等於上帝，甚至往往握有權力後，將法律當成工具而犧牲人民的基本需求，這種情況下，人民要有分辨與判斷的責任。我的性格不太喜歡衝突，每當看到警民對立或有人因此受傷受難，都很難受。電影《時代革命》中，香港的時事評論家李怡坦言，起初並不贊同抗爭者的行動，但運動帶給他的衝擊，改變了他。他說：「中國人是不抗爭的，所以魯迅說，中國人永遠活在兩個時代，一個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一個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意思是說，想做奴隸而不得，希望能夠做得到，或是暫時做穩了就已經覺得安樂，這樣的情況下，他是沒有自主性的。……所以二〇一九年對香港來說是一個里程碑，對中國也是一個里程碑，甚至對亞洲都可能是。」[4]
我是從左勒的《想像與順服》，慢慢理解「順服」與「抵抗」並不是對立的，順服不是都不做抵抗，抵抗甚至是順服那真正當順服的表現。她以一個德國人、女性、神學家的身分，在二戰後反省何以德國人沒有抵抗納粹政權，反倒順服了一個暴政，造成世界級的災難，不計其數人因而死亡。左勒區分兩種順服：「帶來自由的順服」與「服膺權威的順服」。我們要追求前者，而真正帶來自由的順服，正是建立在「自主性」（spontaneity）之上。卡繆（Albert Camus）曾說：「反抗乍看下是負面的，因為它不創造任何東西，但其實深層來說是積極的，因為它揭示了人身上自始自終要捍衛的東西。」[5] 我看見抗爭者的勇氣與信念，自主地爭取要捍衛的價值，這是很可貴的。我也認為所有抗爭應當是非暴力的，但是當抗爭必須走向激化，甚至引來更多的暴力，卻仍然無法喚醒政府的良知時，真正需要去反抗的，反倒是這種荒謬。
後來，我又讀了好幾本邢福增老師的書。他不僅是位優秀的香港神學家，也同時是很好的「歷史學者」。透過他的歷史爬梳，我慢慢認識香港教會和香港社會的關係。曾被譽為東方之珠的香港，是世界的金融之都，在世人眼中多麼的華麗，但在這塊「借來的時間與空間」上發展，卻從來沒有好好被對待過。在世界歷史上，她一直在帝國模式下被夾擠求生存，不論是過去的大英帝國，或是如今的中國強權。在宣教歷史上，她也從來不被看重，過去西方宣教士到香港，往往也只是把香港當作進入中國宣教的跳板。由世界歷史和宣教歷史觀之，政治與教會的目光，重點都是中國，香港好像一直都只是一顆棋子，無法發展自己，很像王菲歌詞所唱的：「我像是一顆棋子，來去全不由自己，起手無回你從不曾猶豫，我卻受控在你手裡。」[6] 這種「中國中心－香港邊緣」的框架，我後來讀了駱頴佳老師《邊緣上的香港》，才理解到在過去近百年歷史，這樣的想像框架一直存在。香港在中國國族主義者眼中，帶著殖民地的原罪，長期以來是一個被錯置的他者，若借用法國哲學家吉拉爾（Rene Girard）的語彙，無異於一隻「替罪羊」（scapegoat）。[7] 如此也就不難理解，即使反送中運動當中有這麼多抗爭者，抱著玉石俱焚的信念不惜犧牲生命，但政府缺乏聆聽人民需求的能力，也無以回應，甚至在二○二○年國安法實行後，昔日的香港更是快速地「被消失」，彷彿只要將反抗勢力剷除，或冠上危害社會秩序的罪名，就可以合理化各種消滅他者的暴力，讓社會恢復常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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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從白色恐怖走向今日的民主自由，香港社會卻從短暫允許自治，走向今日的日漸極權，港台兩地都不得不去思考，如何面對中國集權下可能帶來的暴政與奴役。主耶穌曾宣告：「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路四18）基督徒所信仰的上主，是與受欺壓與苦弱者同在的，我不禁常常問上主，祂怎麼看香港，而台灣人又當怎麼看香港？如果上主的國度是公義與和平，何以香港要遭受這樣的命運？反送中運動之後，抗爭成了港人的日常，也讓香港從一個自由之都變成不再安全，衝突未歇的土地。國安法實行之後，不僅抗爭不被允許，隨之而來的政治清算與新聞傳媒的被消失，似乎宣告了反送中運動的終結。「不是時代選中了我們，而是我們選擇改變時代」，道出了這場時代革命抗爭者的心聲。任何革命都帶有悲劇性質，但不容否認，本質上也都蘊含盼望及對未來的想像。反抗，或許從來不是華人熟悉的模式，也不必然會獲得最終的自由，甚至還會帶來受苦。我卻感受到這場改變歷史的時代革命，換來香港人和香港教會的受苦，似乎在承受一種華人社會及教會前所未有的使命，以彰顯上主國度裡的公義與和平，而這是其他地方的華人社會及教會，無法承擔的勇氣與無法肩負的責任。當整個香港受盡創傷，許多人被迫面對連根拔起的流離失所，無論是選擇離開、不得不離開、甚至是無法離開、選擇留在香港的，台灣人還繼續看見這些人的需要嗎？當他們來到我們當中，我們的社會及教會，是否願意與之一同受苦，並真心接待？
附註
1.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409-chu-occupy9/
2. 同上。
3. 亨利．梭羅，《公民，不服從！：梭羅最後的演講》（台北：紅桌文化，2012），頁28、31。
4. 《時代革命》團隊，《時代革命電影訪談錄》（台北：春山出版，2022），頁27-28。
5. 卡繆，《反抗者》（台北：大塊文化，2014），頁20。
6. 〈棋子〉歌詞。
7. 駱頴佳，《邊緣上的香港：國族論述中的（後）殖民想像》（香港：印象文字，2016），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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