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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時開始對歷史感到興趣，甚至後來決定成為一位歷史學家的呢？又為什麼會以荷治時期的基督教史為研究題目？
Ａ 對歷史產生興趣，是因為喜歡探究問題，只是剛好是歷史這個的領域，成就我這樣的興趣，讓我可以在歷史的範疇內試著找解答。伯父（查時傑教授）對我的影響也很大，畢竟家裡有位作為歷史學者的長輩，或多或少，都會影響我對歷史的想法。其實進入台大一開始唸的是化工，但成績不好，沒興趣也沒成就感，想轉系到還算喜歡的歷史系。為了說服家人，那時還編了一個很大的夢，說自己不只會讀完大學，還會繼續唸歷史……結果一語成讖！
我碩士論文做日治時期的基督教史，但當時已有許多優秀的學長姐、同輩在做這個時期，很難超越他們，也因為修了一些荷治時期台灣史的課，博士論文因此轉向，討論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十七世紀臺灣的發展。
當時也受伯父影響，期待自己能為教會歷史這個領域做出一點研究。雖然「基督徒歷史學者本來就該做教會歷史」這樣的想法，不見得適用任何人，也不是每個人都會意識到要將研究與信仰結合，但當時因為接觸「神學與專業團契」，在其中思想如何將專業與信仰結合時，就有了想往教會史發展的想法，也認定這是我的職志，儘管實踐這個志向很不容易。因為我非常清楚，教會歷史在教會不受重視，在歷史學界也不被看重，很難求生存。
二、歷史不被看重，會不會跟我們是如何理解歷史有關？很多人往往從功能的角度來看歷史，您怎麼看「歷史有無功能」這個問題？對您來說，歷史到底是什麼？你怎麼定義歷史？
Ａ 我認同一些學者的說法，綜合來說，歷史是個人或人群去追求自我定位、塑造自我認同的結果。歷史可以說明，我為什麼在這裡、我為什麼是這樣。當然，「幾月幾號發生什麼事」這種事實不會改變，但這件事的發生，對於個人或群體的意義為何、個人或群體如何論述此事、論述的起點（表示要追求什麼）、如何定位自己……，這都是歷史學可以探討的內容。
我在教會界也觀察到類似的事情。有些教派即便跟馬偕沒有關聯，卻還是常提到馬偕，為什麼？因為這是他們在追求自身定位的方式；有些人說自己是使徒的接班人，也是一種定位的結果——將自己視為使徒，這是一種他們對歷史的看法。雖然這樣的歷史觀完全錯誤——因為教會歷史在發展時，一定受許多人的影響、有很多人事物的經過，但他們隻字不提。然而，他們透過這樣的詮釋來找到自己的歷史定位。但若是這樣武斷拋棄中間的歷史，難道不是一種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的史觀？
這當然可以是個人選擇的歷史觀，我不予置評；但很明顯，他們利用這樣的史觀追求其定位。例如，最近言必稱以色列的人，難道他們的根源真的是舊約？長老會常提到馬偕、馬雅各，會不會是不講這些宣教士，就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不知道自己是誰？國語教派則可能緊抓馬禮遜，但馬禮遜跟這些教會的關聯究竟是什麼？
至於「歷史的功能？」這類問題，要看對方想要怎麼用歷史。歷史雖然不像寫程式可以讓人賺大錢，但歷史如空氣一般存在，政治、經濟、社會很多問題的討論，常常都是在訴諸歷史。比方領土爭議，雖說是力強者贏，但很多時候不都是在說，我的哪位老祖在何時就在這活動嗎？這難道不是在使用歷史嗎？
三、您提到國語教會與長老教會有著不同的傳統與重要歷史人物，這是否也造成書寫整體台灣教會史的困難與挑戰？
Ａ 我想，其中的困難在於，教派與教派之間缺乏對話。現在比較有教派意識的教派，有自己的包袱，害怕與其他教派對話會造成教派意識被沖淡，進而喪失教派的純粹性，導致會友流失；而沒有教派意識的教派，拿不出自己的歷史感，便專注於信徒見證。於是，到最後演變成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
另一個問題則是，誰會刻意講自己的缺點、過失？要人誠實地面對過去，是很困難的事，就像在教會的紀念冊上，通常只會記錄一些成功活動的花絮，並不會記下這年我們做錯了什麼，形成了「紀念冊史觀」。
教會界不愛聽歷史，認為歷史不重要，因為這不是信徒想要聽的東西。大多時候，講台上只講一些宣教士的風光事蹟或激勵人心的信徒故事，見證的結尾甚至一定要展現上帝的大能，交代上帝扭轉了什麼艱難的情況……。教會普遍並不愛聽那些曾令人跌倒的信息，聖經裡癱子被醫好大家都知道，但其他沒被醫好而一輩子躺著無人聞問的呢？
我有很深的感觸，台灣教會史是台灣教會的雞肋，就是偶爾需要時拿來「紀念、回顧」一下。但是歷史不該只是招之即來、揮之可去的存在。就像今年要慶祝馬偕來台宣教一百五十週年，但特別紀念此事的意義是什麼？是否僅是讓自己感到有歷史感？當許多教會、教派在紀念馬偕時，會有人在意這間教會、這個教派與馬偕到底有什麼關係嗎？
四、您提到台灣教會史裡頭的紀念冊史觀，我想，可以進一步聊聊史觀這個主題。您曾師事於重要的台灣史學者曹永和先生，曹老師提出了以台灣島為主體的台灣史觀，對您有怎樣的影響呢？從信仰的角度來看，您又會如何評價大中國史觀（以漢人為主）與台灣中心史觀呢？
Ａ 前面有提到，史觀是一種自我詮釋的產物，而曹老師的台灣島史觀也是一種找尋自我定位的結果。當時，正逢政治上開放的時代潮流，相對於以往大中國史觀，台灣島史觀成為台灣人重新思考自我定位的新方式。但不論哪一種史觀，它們總是相對的，每一種史觀皆存在其侷限性。比如說，即便發展出以台灣島為中心的史觀，那外島如金、馬的歷史又要被放在哪裡呢？
歷史常被用於形塑國民，我們小時候被教導，要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現在的世代，則被教育成做個堂堂正正的台灣人。因此，我常告訴學生在政治上若與長輩意見不同，不必特別爭執，因為時代不同，定位也會不同。但是歷史教育可以用來探討現代公民素養，培養普世價值，台灣卻還停留在建構國族論述，是否合適？
五、除了史觀問題，當我們談到歷史，還有一個自啟蒙運動以來的關注焦點，那就是歷史與信仰之間的（緊張）關係，比如說「歷史的耶穌」往往和「信仰的基督」對立起來，您自己又怎麼看這個議題呢？
Ａ 這個問題一直存在，但教會一直避談，或許近年神學界不再避談，但信徒接觸的仍少。如果像是多馬福音、猶大福音這些次經一直都存在，那我們就必須認識到教會的正典，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一本書，認知到這樣的事實，正典的獨特地位也不會因此消失。但我們社會與教會的本質常常讓我們只訴諸於權威，放棄思考，最後就是不斷地製造權威及偶像然後幻滅，不斷在造神、滅神。當教會只告訴信徒次經與偽經有問題、不要碰、很危險，害怕信徒聽到一些具顛覆性的言論，害怕信徒發覺原來聖經不是這樣子。例如，無法接受摩西五經不是摩西一人寫成、福音書可能是由一個信仰群體所編纂，或是當一九八八年的電影《基督的最後誘惑》上映、二○○六年國家地理頻道推出一系列猶大福音的影集，教會避之唯恐不及。但其實這些研究與說法早就存在了，不是嗎?
上述這些發現所帶來的衝擊，我認為不會是信仰上的障礙。難道上帝只能給一個人默示去寫某一個經卷，而不能透過一群人的編纂來做成祂的工嗎？為何要這樣狹隘地看上帝的大能呢？這些學界的討論、新的論述，不過是基於我們現在看到的資料而有的論述。未來若有新的資料與研究，論述還有改變的可能。
不可諱言，基督教面對的另一個挑戰，就是它被視為不科學。但是信仰跟科學真的必然是衝突的嗎？聖經裡的敘述，是當時代的人用他們僅有的理解來詮釋，若不回到當時的脈絡，只是硬生生從字面上解釋，本來就存在很大的問題。但時代在進步，科學涵蓋的範圍愈來愈大，因此傳統的學科若沒有被包進現代科學的範疇之內，必然會與之衝突。但科學與否的定義可能需要做更細緻的區分，如果科學是經過嚴謹假設、可重複驗證；那麼無法以此方法驗證出來的，不見得不科學，可能是非科學（non-science or beyond science）。非科學的意思是，還無法用科學的方式驗證，因為科學本身有侷限性。所以我們看待這些研究也是如此。我們也不會真的因為相信是摩西寫了什麼，所以我來信上帝。經文本身也是承載許多以前的知識與特性，但我們是否能用批判、鑑別的方式，分辨哪些是更早期的知識、哪些是新的，需要抽絲剝繭來解析。
六、最後，想聊聊老師研究荷治時期基督教史，對於您自身的信仰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Ａ 對於這段時期的研究，更堅固我某些信仰觀，如聖餐觀。從當時的教會軼事可見，荷蘭改革宗教會常到信徒家訪視，原因一是確定誰是信徒，二是了解信徒的信仰狀況。當教會知道信徒生活有任何不妥時就需要處理，比方只要知道誰與誰吵架了，會要求雙方和好後，才能到教會領聖餐。
這大大顛覆了我的想法，讓我重新審視了我的聖餐觀，因為現代在教會裡，只要自稱為信徒便可以領聖餐。我當時因為做了這樣的研究，也審視自己的生活，當我還沒有跟人和好時，我是否有資格領聖餐？荷蘭改革宗對信徒的道德規訓是這樣的嚴格，但透過資料，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牧長也以同樣標準省察自己，以至於一場聖餐，真的能做到人與人和好、人與神和好。
對照今日教會對歷史的態度，歸根究柢，教會很怕談黑暗面、害怕談自己的錯誤。可是基督信仰要求我們正視自己的罪並悔改。即便做過不知道多少見不得人的事，但上帝稱大衛為義；彼得不認主的次數，說不定比我們一般信徒都還多，但他最後是教會的柱石。如果保羅都說要談的是自己的軟弱，我們還不面對自己的失敗面，只看別人的陰暗面？我認為，歷史應當要幫助人真實面對過錯，活出悔改的生命。
當期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