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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路透社
香港《蘋果日報》（下簡稱「蘋果」）於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日創刊，政治立場相當明確：自由主義與反共主義。它的報格也是鮮明的，雖也曾有董橋任社長，卻從來不以知識分子辦報自居；早期厚疊疊一份報紙，馬經、波經、風月版甚至嫖妓指南兼而有之，娛樂狗仔隊那種把藝人逼瘋的報導手法也由它創先河。所以，蘋果對很多香港人來說（尤其一些衛道的基督徒），從來就不完美；就算在「理大圍城」中，蘋果記者也曾因曝光抗爭者逃走路線而為人詬病。然而由創刊至停刊，不畏強權、始終如一地批判政權和報導社會真相的，在香港就只有這麼一份蘋果。
要理解蘋果這種近乎固執的信念，就要從其創辦人兼老闆黎智英先生開始。根據蘋果副刊專欄作家馮睎乾轉引政評家李怡提及的軼事，透露黎先生在台時，中共託一位他的好友邀他去大陸訪問，甚至承諾可以辦報，只要不碰政治就好，榮華富貴享之不盡云云。怎料黎先生聽到後，竟立即請保安把客人送走。後來黎先生解釋為何做得那麼絕情，他說其實是害怕自己受不起誘惑，放棄了與權力保持距離的原則。在這一點上，身為天主教徒的黎先生，比太多的教宗和主教們更像基督，也比許多香港大教會的牧師更為清醒。大概也是因為黎先生以基督信仰作為他的價值觀，才造就了蘋果經歷二十六年風霜依舊獨樹一幟，包括多年來堅持不在最賺錢的頭版賣廣告。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蘋果停刊為何令人悵然若失到彷彿是一個時代的終結，甚至在停刊前夕無懼觸犯限聚令也要赴蘋果總部聚集，主要原因在於它在很早以前就已發揮了超越一份報紙的功能，成為香港非建制力量的最大公因數。在香港很多人都知道，建制派雖然充滿內鬥卻被逼裝和諧，但非建制陣營卻擁抱多元，復加上中共的滲透、統戰和離間，就更加山頭林立，不但民主派分為溫和民主派、激進民主派和自決派，其餘還有本土派、中間派和修憲派等。在「反送中」運動之前的多次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中，均曾出現非建制陣營內耗而導致建制派漁人得利的情況。然而，蘋果卻在整合各方非建制力量方面，扮演了既重要又不可取代的角色，譬如在多次大型遊行中，蘋果都必定在當日加大印量，並將頭版設計成示威標語、橫額或海報，讓市民在遊行中派上用場。這個習慣，絕對不只是方便遊行市民無須自製示威工具那麼簡單，而是統一了香港市民的抗爭議題，而這個統一就意味著抗爭力度的加強（還未說黎先生在多次重要遊行中與民間領袖領頭）。就像二○○三年起每年舉行的「七一遊行」，街站隨時過百，團體各有主張，若沒有蘋果定調主要訴求，香港的崩壞應會更早來臨，相信這也是中共這次對蘋果下狠手的主因之一。
關於中共這個憂慮，筆者有一種看法，在香港似乎沒有什麼評論者提出，但相信對台灣讀者來說不會陌生。一九七九年中，《美麗島》雜誌在台發行，由許信良出任社長，幾乎網羅了全台各地的黨外人士。後來雜誌總經理施明德表示，他是受英國工黨歷史的啟發創辦雜誌，目的是「要形成沒有黨名的政黨」；該刊在全台各大城市分別設立的分社及服務處，實質上等同地方黨部。後來發生的事，很多人都知道，同年十二月雜誌社遭查封，社務人員多數被捕，以軍法判處重刑。可能是筆者在台待了一年產生的過分想像，《美麗島》雜誌與蘋果的結局隱然重疊，似乎又不是沒有遐想的空間。不錯，中共固然容不下充分發揮第四權角色的蘋果，在南方一隅天天批判中南海；但下狠手到不理歐美各國反對至此，似乎中共的確憂慮蘋果有一天能整合各路非建制力量，也不是全然沒有可能。尤其黎先生還押後，激進民主派、自決派和本土派等原本對他的批評有所緩和，無疑意味著他正在以強大的犧牲形象來消弭非建制陣營間的矛盾。
除了上述巨大身影，蘋果其實也在很多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中發揮過奇妙效用。筆者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當時港英政府透過設立廉政公署（ICAC）和推廣公民教育，提升了官僚架構的服務思維，大大改善香港市民整體的生活質素。九七年主權移交後，香港人生活品質下降自不待言，其中一方面主要體現於廉潔與問責程度的下滑，不但政府部門如此，連商業機構也如此。以往，香港人若對政府不滿，可按需要向ICAC、審計署、投訴警察課等作出舉報；若對商業機構不滿，則可向客戶服務部投訴。可是，不知從哪天開始，大概是九七後整體氛圍的每況愈下，向上述單位投訴變得不再有用；相反，只要聯絡「蘋果爆料熱線」，一經報導，幾乎立即收效，甚至在向有關單位投訴時聲稱會聯絡蘋果，也會令對方認真處理問題。筆者和友人對此屢試不爽，見微知著，可見很多市民都不再認可香港政府有公義，反而一份報紙卻成為貧苦大眾的靠山，這是蘋果鋤強扶弱的一種具體表現，不啻為香港社會的悲哀。
所以，在二○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蘋果落地，為何令香港人悵然若失到彷彿一個時代的終結，確有其原因：我們失去了一份堅持報格二十六年的報紙；我們失去了一份主動與權力保持距離的報紙；我們失去了一份成為非建制最大公因數的報紙；我們失去了一份鋤強扶弱的報紙；我們失去了一份超越報紙功能的報紙。香港人失去的，不僅僅是一份風行二十六年的印刷品，或每早晨第一個打開的手機應用程式；蘋果落地，香港人失去的是寶貴的新聞自由。因為當警方把蘋果老闆、正副社長、總編輯和社評作者粗暴地抓起來，《港區國安法》的無垠紅線立即現形，我們從此知道香港這塊土地再沒有撕破虛假、報導真相的自由，也再沒有傳媒敢運用《香港基本法》二十七條原本賦予的權利來自由地報導新聞。
筆者的手機至今保留著蘋果的應用程式，偶爾還是會不期然打開它，看見「停止運作」的通告。是的，蘋果落在地裡死了，不過它已經、也必定會結出更多子粒來。
王少勇
當期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