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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得牧師一生中，有三次意義深遠，也驚心動魄的吵架，不論是教會論的反思與實踐，或是福音派的使命再思，甚至是與自由神學的對話，都可窺見斯托得的智慧，也為福音派的方向確立與定位做出舉足輕重的貢獻。在紀念斯托得逝世的十週年，資深華人文字工作者吳鯤生帶我們重回對話現場，一探「十架與吵架」的關聯。
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與家人、與同學、與同事……愉快相處，但是我們對事物的觀點，難免意見相左。究竟該堅持，還是得讓步？
這個人生常態，固然帶給人壓力，但適當的壓力，也是成長的動力。
已故的聖經學者斯托得（John R.W. Stott）在傳道生涯中，多次處於見解分歧、意見對立的情勢中。回顧這些事件，或許能給我們些許啟發，作為日後進退的參考。
一九六○年代，英國福音派信徒群體，處於突圍的關鍵時刻；當時受敬重的鍾馬田牧師，對普世教會協進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簡稱WCC）的自由神學觀念感到憂心。一九六五年間，他心意已決：認定福音派弟兄姐妹不宜參與和「普世教協」有關聯的宗派。
鍾醫師主張，兄姐應該「離開」主流教會，因為教會是「聖徒的聚集」。
傳統上，加爾文認為教會是「混合的群體」，意即教會裡有虔信的人，也有不信的人。我們不要用人為的力氣去區別，應該等待，到末日審判時，才由上主來區分。
第二種，是清教徒（包括歐文）主張的，教會是「聖徒的聚集」，不該有罪人。
懷抱強烈「分離」信念的鍾馬田，受英國福音派聯盟（Evangelical Alliance）邀請，將於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主講「教會合一」專題。
會前，鍾醫師透露，他準備在會中呼籲福音派人士從各主流教派出走。在場的聯盟委員直覺不妥，但沒有人有勇氣提出異議。
聯盟的秘書長德翰到任不久，不得已之下，打了電話給當天預定的會議主席斯托得，德翰說：「看來鍾醫師很可能越界，籲請大夥兒採取行動；他如果真的這麼做，是違反我們聯盟邀請講員的規則……。如果事情演變到這一步，我覺得你作主席是有權挑戰他的。」
緊張的日子到了，當天出席相當踴躍；鍾醫師堅定表白：「持合一態度的人，把團契放在教義真理之上，我們福音派人士，必須把教義真理放在團契之上……。今晚，各位有什麼理由躊躇不前，不去組成自己的教會？……難道你沒有感受到那個呼召：我們要持續在一起，不是只偶爾相聚？」
氣氛好像凍結住。
斯托得事後回憶：「從講台往下看，有些年輕傳道漲紅了臉，聽著每個字每句話，很有可能想當晚就寫信退出聯盟。我心想必須至少攔住一些衝動型的會員……。」
待鍾醫師結束講道，斯托得上台致謝，按往例應該領唱一首詩歌，然後結束。但他卻偏離中立立場，開口說話，這時全場一片肅靜。
「我希望，在這場動人的演講之後，沒有人倉促地作決定。……我們在這兒相聚，是要思辨……。我相信，歷史會反對鍾醫師的主張。」
事件之後一兩週，斯托得打電話給長他二十二歲的鍾馬田，表達歉意，但不是因為他說的內容，是為了誤用主席一職的權限，而且險些導致辯論。
鍾馬田不掩飾地回答：「我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不去辯駁……以免現場造成爭執。」
二十九年後（一九九五年），英國Third Way雜誌訪問斯托得，其中一題問道：「你是否認為英國聖公會仍然是福音派教義的沃土？」
他回答：「是的。……我們一共有三種選擇，一和二都是極端：完全退出，或屈服讓步。第三條路是，留下來、卻不讓步。事實上，走極端比較省力。困難的是：留在原處，但拒絕妥協；這樣，你和不完全志同道合的人，會一直處於緊張狀態，那很痛苦。」
一九七○年一月，佈道家葛理翰（另譯葛培理）起意召開第二次世界福音會議—這是一九七四年洛桑福音會議的初期火花（不過《十架門徒—斯托得傳》第十七章，將洛桑的起源往前推到一九五八年）。
洛桑為什麼是「第二次」全球會議？因為在葛理翰佈道團的歷史脈絡裡，「第一次」全球福音會議指的是一九六六年的「柏林福音會議」。
合理、務實推斷，佈道家葛理翰的血液裡只有一個元素，就是「傳福音」；在葛牧師的認知裡，基督徒的使命（mission）單純無比，就是傳福音。
豈只葛理翰，當年的斯托得很可能也在同一軌跡上。斯牧師白紙黑字地說：「不錯，我承認，一九六六年，在柏林舉行的會議上，我嘗試闡釋大使命的版本時，曾提出這項主張。」
什麼樣的主張？「……教會的使命，……按照復活主的吩咐，只有宣講、勸人歸信和教導。」
原本並駕齊驅的雙雄，在如何定義基督徒的使命上，日後竟然分道揚鑣；葛牧師「始終如一」，斯托得卻大幅度（或說大方向）轉變。是哪些因素促發這個情勢？
當期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