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82年生的金智英來到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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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欣(自由傳道/世新性別所研究生)

「氛圍就是那樣了。」—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

《82年生的金智英》改編自趙南柱的同名小說,描述家庭主婦金智英出現人格分裂症狀,透過丈夫鄭代賢的努力,和金智英的回憶,尋找真正病因的故事。回顧金智英從小到大的經歷:重男輕女、性騷擾、職場透明天花板、職業婦女育兒困境、媳婦角色的壓力⋯⋯,性別議題一一展開,原來造成金智英生病的原因是再平凡不過的韓國女性「日常」!

這部二○一九年上映的電影,因為挑戰韓國根深柢固的厭女文化 [1],而引起軒然大波,甚至男女主角鄭裕美、孔劉也遭受網路霸凌;但無法阻擋這個再平凡不過的故事在海內外引發熱潮。不論是電影或原著,在日本、台灣等國家皆得到極高的票房和銷量,金智英總是疲憊的面容和無奈無助的情緒,召喚出亞洲女性深刻的共情。

在「愛女」外衣下的「厭女」日常

探討金智英的文章已經很多,此處我關注的是電影中的男性角色。金智英有個固守傳統的父親,出差回家給女兒們的紀念品是筆記本,但卻給兒子鋼筆。他在金智英遭遇性騷擾時,責備她衣著不當;平時不關心她的興趣,認為她等著嫁人就好。而鄭代賢則是非典型韓國男性,作為金智英的丈夫,他體貼暖心,希望金智英不要太累、開心就好,更打算違反職場潛規則,想要請育嬰假成全妻子的工作。父親和丈夫都關愛金智英,只是父親認為對女兒最好的方式就是讓她符合社會中男尊女卑的文化,丈夫則是願意設法幫助金智英,在這個對女性不友善的環境中過得開心一點。只是在代賢多方努力之下,金智英的病還是好不了!

電影敘事圍繞著金智英的境遇展開,而原著則在多處附上相關的調查數據,例如女性申請育嬰假、女性主管的比例等等。看來具有社會學背景的作者,想表達韓國女性遭遇的不平等處境,不只是個人獨特的處境,而是父權社會[2] 中堅固的「男主外、女主內」性別分工,使得「好妻子、好媽媽」這些家庭內性別角色期待,也成為女性主要被認可的社會價值。導致她們若想踏出家庭以外的領域,總會充滿各樣阻力。例如代賢的媽媽得知兒子要請育嬰假,便在電話中痛罵金智英:「妳太過分了!我兒子前途一片光明!」電影細膩的描述,也讓我們感受到施加在韓國女性身上的壓力,並不是以「霸權」的形式展現,甚至也沒有一個「加害者」,而是生活中人們無意識的行動[3]。例如金智英在婆家得隨時緊張待命;帶小孩時會被路人罵「媽蟲」;主管因為金智英是「未來可能會請產假的職員」,而不提拔她的這種「超前部署」;以及金智英在生活中總是無法安頓的心情:「我覺得這樣活著也不錯,作為別人的媽媽,別人的妻子,偶爾也覺得是幸福的。可是有時候呢,我又覺得自己像是被囚禁在什麼地方,我總覺得越過這面牆壁,應該就能找到出口,可依然還是碰壁⋯⋯後來我又明白,其實這一切都是我的錯。」

對於受壓迫的人來說,要的只是同理關懷就好嗎?我揣測作者為了預防她說完這個故事後,會讓讀者得到「所以我們要關心身邊的金智英們呀」之類的結論,或是電影劇情容易讓美好愛情成為現實出路的慣性,因此當觀眾看到代賢對金智英的愛是如此無可挑剔、真摯體貼,就更能體認到如果壓迫來自「結構」,敵人就不會是「男性」,「愛」也不見得是出路。

如果金智英來到教會?

教會是被耶穌生命形塑的所在,「基督徒的宣稱乃是,在教會生活是更好的,因為根據我們的故事,教會正巧是真實的(true)。教會是唯一環繞著真理—即耶穌基督,祂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被形塑的群體。唯有以祂的故事為基礎,真正的群體才能出現—祂的故事向我們揭示我們是誰,和世界發生什麼事」。[4] 當金智英進入到教會,她的生命故事理當被改變。教會對姐妹的期待,並不是她們是否滿足婚姻、家庭角色與性別分工(如同教會對弟兄的期待也不能只是事業與事工),而應在意她們是否成為活在神面前的門徒。

我們來想像一下,如果金智英從小在教會長大,她會如何?會病得醫治嗎?如果金智英是一名基督徒,她極可能會被培育成符合傳統女性角色期待的配搭型同工,而非領導決策同工 [5]。如果她與先生在神學院受到一樣的裝備,但在牧會現場,她一開始可能還是會被視為「師母」,甚至也不見得會被按立牧師,或得到一人份薪水。跟弟兄相較,她還有更大的比例會遭遇教會內性騷擾。[6] 且當她求助時,可能會被勸導要先體諒教會或機構名聲及加害者的家庭。如果金智英來到教會,認識耶穌後,生命誠然會被改變,但「傳統性別刻板期待」是否會成為「好姐妹」被額外考核的標準?

性別彼此「成全」

電影中唯一讓我落淚的是,看到金智英的弟弟後來送給她一隻鋼筆,並在發現自己弄錯姊姊喜歡吃的麵包口味後,說:「我下次會改買正確的。」當「金智英們」處在對女性不友善的環境時,更需要的是實際文化思維和機制的改變!畢恆達曾提出,觀察社會中性別是否「平等」的三個指標:是否只選擇男聲來宣達公信力的訊息?比賽中場是否出現男子啦啦隊?性暴力受害者與加害者的性別比例,是否相近?[7] 而較強調性別彼此「成全」的基督教會中,我認為彼此順服成全的環境或可展現在:弟兄們在家帶小孩的行動,是否蔚為風潮?各類型服事的性別比例,是否相近?以及「師母」們是否可以坦然活出神在她們生命中的計畫,不只成為牧師或教會的附屬?

教會的體制和文化,是否能對「金智英們」的困境,提出另一條出路?教會的氛圍,能夠不只是那樣嗎?


附註
1. 厭女症(Misogyny):「不只是單純的討厭女人,而是男性在成為性主體的過程中,必須將女性客體化、他者化,以此來證成男性自身的存在價值與優越性。是普遍的社會、文化、心理機制」;「在男人身上表現出來的是『女性蔑視』,在女人身上表現出來的是『自我厭惡』。換成比較平易近人的說法就是:男人應該都有過『幸好我不是女人』的想法,女人則多少都有過『當女人很吃虧』的念頭。」摘自上野千鶴子,《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台北:聯合文學,2015),頁6、13。
2. 父權體制的特色是男性支配(male-dominated)、認同男性(male-identified)和男性中心(male-centered)。父權體制的社會中,男性佔據具有權威的位置,也製造了男女處境的差異,於是在此體制中,男性容易獲得較多的權力,與較高的收入,控制、效率、邏輯等陽剛特質,在此體制中成為較具優勢的特質。在此架構下,女性處在權力與資源的弱勢方,但男性的社會壓力更高,也是父權體制的受害者。參亞倫.強森(Allan G. Johnson),《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台北:群學,2008。
3. 艾莉斯.楊提出壓迫除了霸權形式,有其他更日常的面貌:「許多個人有意識的行動,日復一日對壓迫的維持及再生產作出了貢獻,但這些人通常只是作自己的工作,或過自己的生活,並不了解自己已經變成壓迫的代理人。」參艾莉斯.楊(Iris Marion Young),《正義與差異政治》(台北:商周,2017),頁91。
4. 侯活士、韋利蒙,《異類僑居者—有別於世界的信仰群體》(香港:基道,2012),頁78。
5. 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屆性別圖像」:http://gender.pct.org.tw/charts.htm
6. 近年在美國、香港、台灣許多基督新教內部性暴力的新聞與調查報告顯示,大部分加害者為男性,大部分受害者為女性,且大多受害者在求助時,遭到來自教會內部的噤聲。例如香港基督教協進會(2018)《不再沉默─收集教內被性騷擾經驗研究報告及獻議》,取自:http://www.hkcc.org.hk/acms/content.asp?site=hkccnew&op=showbyid&id=67449。休士頓紀事報長期調查小組(2019年2月10日起),Abuse of Faith,取自:https://www.houstonchronicle.com/local/investigations/abuse-of-faith/
7. 畢恆達,《空間就是性別》,台北:心靈工坊,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