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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小皇宮（Le Petit Palais）的展廳中，掛有一幅馬內（Eduard Manet）作於一八六八年的〈杜雷的肖像〉（Portrait de Théodore Duret）。這幅小畫是在〈奧林匹亞〉（Olympia）醜聞後，馬內為答謝杜雷這位挺身支持的藝評人所作，充分表現出馬內的風格：隨性卻真實。畫中最吸引我的地方，是馬內的署名方式。馬內開了個玩笑，讓自己的名字像是杜雷用手杖在地上畫出一樣，瀟灑地落在畫布的左下角落，字體扭曲、歪斜顛倒。
以今天的藝術眼光來看，馬內的做法並沒什麼了不起。然而在一八六○年代，仍處於第二帝國治理下的法國藝術界，光是畫出這樣的杜雷就已經很誇張了，更別說是另類的落款。杜雷本身也是不得了的人物。他曾於一八七一年到亞洲，遊歷日本、中國、南亞群島和印度。這場距今整整一百五十年前的「壯遊」，在當時是極少數的特權人士才得以享有，也反映出杜雷大布爾喬亞出身的獨特地位。當然，馬內也是大布爾喬亞，所以膽敢在創作中，用非傳統的方式揭露名字。
在相當長的歷史中，畫家的地位低落。他們的名字能出現在作品中，是近代才有的事，這也代表著畫家的主體性在藝術社會中逐漸浮現。馬內和杜雷在十九世紀成為知名畫家和藝評家，不僅從無名到有名，更反映出名字帶來的價值效果。畫家的名字，到後來居然成為畫作價值的保障。從這角度來看，名字是高度社會性的符號系統，也可視之為支持個人意義的社會系統之一環。
系統之所以存在，是其中有可梳理之秩序，為系統運作的基礎條件。命名的意義即在於此。若有人覺得諸事不順遂，就想到可能自己的名字與世界的運作有所衝突，改名、改運就是解決之道。「命運」是個體的生命在世界的整體運行過程中的相互關係，改名字則正是為個體賦予一個不同的社會意義，雖然生物性的個體本質並沒有改變。
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有一個重要主張，就是社會中的命名是集體心靈所致，而非個人的意志表現。他以澳洲原住名部落名稱為例，說明是人群中的關係模式（氏族、胞族等結構），支配了人們心中的分類模式，並進而投射在自然世界的分類體系。涂爾幹意圖以社會主體之集體心靈來替代上帝的作為，使自然律成為社會律。但他的視野仍擺脫不了猶太教自摩西五經以來，基於律法與集體性的思考。
涂爾幹說對了一件事，有效的命名確實是必須集體承認的，甚至是涵蓋全面的（total），非個人或少數人的意志就能決定。有人想為台灣正名，但這並不是關起門來自己說了算數的事；又欲對新近出現的冠狀病毒命名，也涉及不同的脈絡考量，不是純粹科學或基於習慣即可輕易解決的。這又再次顯現命名背後的複雜權力結構關係。
每學期開學時，我都會在課堂上面對一些很難認得名字讀音的新同學，他們的父母有學問，選了意味濃厚卻罕用的字。人們透過取名建構出社會意義。當然也有人受名字之累，父母取了個不雅之名，終究要申請改名。但改姓氏則又是另一回事，涉及家族的認同。
論及改名，最經典的當然是亞伯蘭改為亞伯拉罕，以及掃羅改名為保羅的兩個重大事件。一個是確立信心之父的名銜；另一個則成為因信可以稱義，讓福音擴展到外邦世界的象徵。於是，名字不僅是用以區辨出，此獨特個體不同於社會中的他者，也被賦予歷史記憶之功能，更成為構建文明進程之重要元素。
被神改名字、讓父母親取名，或自封字號，這些關於名字的事，都有權力的意涵。命名是一項社會行動。命名者透過給予對象一個社會性的指稱，也就把權力加諸對象。這對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自然界的事物，甚至是神祕難解的，我們經常用無法命名的「Ｘ」來指稱。
「耶和華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甚麼。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牠的名字」（創二19）。這是神為要人治理世界，授權給人將世界分門別類。動植物自己無須名字。但人們為了治理自然世界，不得不建立起一套關於世界的命名系統。
生物學的興起，與其他自然科學經由科學革命而脫離的自然哲學，有著相同的歷史與社會意義。當人們捨棄以「水、火、氣、土」四元素來理解世界，改以現代科學來支配自然，表面上是人類取得絕對的權力優勢，實際上是迫使人類陷入自設的系統裡面。
十九世紀，生物學的主要工作就是為形形色色的生物分類，甚至人也在這套系統裡面，被界定歸於脊索動物門、哺乳綱、靈長目、人科、人屬的智人（Homo sapiens）。二十世紀下半葉開啟的新生物學，更進一步把生物體解構為基因。於是人成為將近三十億個鹼基對構成的生命體。每個人有專屬的一套基因組（genome）。
這就造成了權力轉置的效果。原本自以為在外部控制的，卻轉而成為在內部受轄制的；人原本是科學與技術的支配者，反而變為受支配者。
詩篇一百四十七篇7節說：「祂數點星宿的數目，一一稱它的名」。在幾千年以前，確實只有上帝做得到。但今日的人工智慧已經可以做到這樣的事，而且是做在人的身上。無所不在又讓人無所遁形的資訊監控系統，是人造的，卻如神能一般的點名系統，是支配與被支配的權力轉置之具體展現。
支配表現在兩方面。其一，生物技術可以解碼的基因資料，不假個人的名字，就可以自我展現出個體的獨特性。這是刑事調查使用基因鑑識的源由。其二，透過演算法來處理大數據資料，可以輕易指認出每一個個體，即便不是經由機器視覺（如指紋、虹膜或臉孔等）來確認，也可以從消費和社交的紀錄中，辨識出每個人。
於是，為了指認或認同（identity）而設的名字，原本具備的自我主觀詮釋價值和社會意義，在屬肉體的基因和屬社會的大數據操作下，一切的意義都要失去了。
在新型冠狀病毒的威脅之下，人們普遍認同必須對特定個人的行動採取一定程度的管制，尤其有一些人的「足跡」可疑，顯露出接觸過確診者，或到過高感染率的地區。於是，除了姓名之外，個人的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成了更為重要的辨識途徑。一方面，這種數字化的符號系統排除同名同姓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因數字的抽象性，不再具有姓名系統的社會意義。一組組的數字符號，不再是個知名作家、好父親或待人和善的街坊大嬸。
「實名制」因此不是真正「名符其實」的那個「名」。實名制是徹底將一個人在公共領域的社會意義排除，卻又把本是內隱的，不欲為他人所知的私領域揭露出來。所以，良家婦女剎時成為女公關；辛苦在外地工作的父親忽然冒出了個祕密情人。這都因他們的「足跡」被顯露出來。
實則在瘟疫蔓延時，在以公共利益之名遂行的各種控制手段下，集體性與系統性的力量是更顯強大。若加以資訊監控技術之運用，儼然就是密不透風的全面控制，對個體存在的社會意義與價值是毀滅性的。換言之，一旦治理社會的集體心靈與資訊監控系統結合，原本關乎個人價值意義的命名系統，將因冰冷的演算法則被徹底摧毀，餘留的是喪失靈魂的生物性個體。
讓我們再回到馬內的〈杜雷的肖像〉。當馬內奔放地在畫中寫上名字，當時的學院派畫家們卻必須堅守創作的教條，以維繫他們在藝術界的好名聲。馬內作品中的署名看似輕蔑，卻是對藝術體系的全面控制提出激進的挑戰。也是這種做法激怒了未能領悟自由創作之妙的一般觀眾。他們在畫作之前跳腳咒罵，只因未能從受限的集體心靈釋放。
二十一世紀的人們，或會對馬內時代跳腳的觀眾嗤之以鼻。我們有比一百五十年前更先進的科技能力，也更為自由民主。但面對新興感染性疾病的威脅，人類依然束手無策。最有效的防治工具，居然是口罩。而光是這個簡單工具的使用，就在不少號稱科技進步的國家社會，引發衝突爭論。這反映出另一種受桎梏的心靈狀態，是科技時代的病徵。人們從來沒有從自己設下的意識框架中解放出來。
更進一步來看，馬內留在畫中的名字，是他的姓氏Manet，是從他父親而來的，而非專屬自己的名Edouard。這也是一種認同。馬內可以不同於當時一般的畫家，是因為他具備各種資本條件，使他可以擺脫系統支配：來自家族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以及他的風格造成的象徵資本。
名字是為了連結人與自己、與他人以及與自然，在其中建立起各種相互的關係，本是帶著豐富的社會意義。然而我們愈習慣在網頁上輸入一連串數字代碼和密碼來替代名字，愈便利搞定許多事：訂票、購物、轉帳、查詢成績和個人資料等。結果卻讓我們失去了名字的意義，愈像是監獄裡的囚犯，只有代號，沒有名字。
上帝喜歡給人從名字而來的祝福。自有永有的祂，也以各種不同的名字回應人的需要。聖經裡處處是名字帶來的祝福與咒詛，甚至人們禱告也要奉祂的名。如果知道名字是這樣豐富的資產，我們當更多思索名字的意義與命名的藝術，好讓自己的名字可以回應在世的價值。
陳宗文
當期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