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本售價：140元
在對抗武漢肺炎病毒的擴散上，民主體制與威權體制的對比，正成為目前的焦點；預設了黨意等同人民意志的威權體制，無論在實踐上或理論上，都不斷快速進化中，那麼，台灣作為民主體制在抗疫戰爭中的代表之一，在面對疫情時面臨怎樣的挑戰呢？
我們可以從民主理論與信任基礎之間的關係談起。西方民主理論源自十七世紀，那是人民開始和統治階級爭取權利的時候，因此以政府和人民的對立做為基本預設，也就是把政府當作制度內的主要潛在敵人，畢竟，它是領土內最可能剝奪人民自由的機構。然而，這種古老的理論預設，如今卻難以提供能促成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信任基礎之理論。因此，防疫這件事，或許能讓我們一起重新思考底下兩個根本問題：（一）公民社會在「預設的敵意」和「全天候監督」之外，還能加上什麼樣的其他原則來應對政府；（二）如何建立人民與國家之間的適當「信任」關係？
事實上這兩個問題，根本上都和不同民主理論「對於敵人的想像」有關。
在三種民主理論或謂對於民主的理解中，都有其所定義的敵人，最特別的是，在台灣的民主社會中，三種敵人都存在，這也反映在我們此刻所面對的疫情挑戰。
首先，第一種民主理論來自古希臘的城邦民主。這種最古老的民主想像，就是「集體作主，不讓別人管」，同屬一個城邦的人民，彼此之間有某種關聯，而政治就是由城邦人民「集體決定我們的共同命運」，諸如是否發動戰爭、是否向其他城邦投降等等。當時是戰亂時代，城邦民主體制主要的敵人，來自外敵。
第二種則是現代英國的立憲民主理論。以十七世紀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提出的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理論來說，他預設在國家出現以前，人與人之間的生活處於交戰狀況，每個人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生存，你爭我奪；當人們受不了時，便決定把武器放下來，共同組成一個國家，選出一個主權者，成為唯一合法擁有武器的統治者。自此，人民跟政府彼此權利義務的關係，就定下來了，亦即所謂的「立憲主義」：政府的存在是為了提供特定的保障與服務，才有正當性；人民以忠誠來換取各種保障。因此，憲法必須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
洛克（John Locke）則採用基督教神學的進路，提供另一種立憲的基礎。他認為上帝創造世界給全人類共同使用、享受，人類要當個好管家；在國家出現以前，人類就有理性、自然法 [1]，因著上帝賜下足夠的恩典（包括理性思考、無匱乏的自然資源），而不至於你爭我奪；但也因為能夠思考，導致人們為了什麼是正義、什麼才正確之類的問題吵架，最後因受不了爭吵，而想要一個國家。
對洛克來說，政府根本的角色、屬性，就是當法官—盡可能詮釋好自然法，負責解釋自然法內容。但是政府也是由人組成的，它沒有絕對真理，所謂的「解釋自然法」，亦即設計一套制度，當政府做完解釋，人民就不要再吵了，盡可能地信任政府的解釋；人民跟政府的關係，在於信任，也明白民主不會使人找到真理，只是一種解決紛爭的做法而已，此即「大法官釋憲」最早的由來。
由此可見，民主、憲政主義底下，唯一要提防的敵人就是政府；綁住政府手腳的方法，就是法治。因著預設政府可能為惡，所以政府的權力必須分立，防範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或一個機構手上。當人民把武器交出去，等於不再有保衛自己的方法，因此政府其實最有可能剝奪人的權利，三權分立乃是建立在對人性不信任、人性的幽暗面上。
第三種民主理論是十九世紀的盧梭式民主。在洛克的時代，只有少數人可以投票選舉，只有有錢有閒的人才能參選。盧梭曾批評說，「英國人總以為他們是國家的主人，其實他們只有在投票那一天才是，投完票他們就成為奴隸」。因此，他認為真正的自由在於一個人獨立自主，不給別人管。人民只有自己制定法律，才不是奴隸。所以要有人民議會，由人民來制定法律，法律的正當性也來自於此；政府是人民公僕，只是執行人民的意志（此即「人民意志」說），此論點開出現今的參與式民主、直接民主、審議式民主、公投等等。
對盧梭來說，民主更可能的敵人來自於人民內部—社會分裂與黨派對立。因此應發展強烈的愛國精神，唯有如此才能運作好這個體系，防範人民在制定法律時只考量私利，而做出不好的決定；而且，由於個別意志的總和不等於公共意志（或稱普遍意志），讓兩種意志吻合的作法，即是「公民宗教」。因此，不肯合作的、分裂的、缺乏愛國精神的公民社會，是民主的敵人。
在追溯三種民主理論及其敵人之後，回過頭來來看台灣，我們赫然發現，台灣的民主社會，竟然三種敵人都有。我們有外敵，有分裂、無法合作的公民社會，也徹底不信任政府。換句話說，這種對於敵人認定所產生的信任問題，是我們在面對防疫時，需要處理的深層政治文化或價值問題。這樣的問題，是整個台灣社會潛藏的，也是民主深化所必須要處理的課題。
這次危機也讓我們看見，台灣民主體制與疫情之間的交互關係。從上述理論提到三種民主所面對的敵人來看，首先，本次疫情特別突顯出民主的前提：需要有清楚的內外界線。過往，台灣社會其實一直爭執於內外界線的分野，這次疫情反而偶然地讓台灣能清楚區分出「內與外」。
國內資源的使用跟分配，和國際的合作與人道救濟是兩難，不能混為一談。舉例來說，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若我們將防疫物資輸出，會引起部分民眾反彈，這些人認為國內的防疫資源，應該優先用於國內，自己可能都不夠用了，為什麼還要輸出國外？但持相反立場，主張人道救濟的民眾則會說，大愛應該不分國界，防疫資源應該要與全世界共享。
防疫必須是民間跟政府一起合作，而非完全只是政府的事情。如果把政府看成是預設的民主敵人，那麼人民應該要假設政府有可能會防疫不力，因此民間要更努力來做，比如原本防疫慢半拍的英國，在政府突然政策大轉彎之後，民間也開始出現了一股主動力量，由全國各地志工所組成來對抗疫情的互助團體，已超過千個。在人人自危的景象中，看到了一道希望的曙光。照理說，法治原本是要把政府手腳綁著，讓政府不能滲透人民的生活，但若我們相信「政府是敵人」，變成公民社會自己綁手綁腳，把自己跟政府對立起來，不跟政府合作，公民團體之間也彼此不合作，公民社會持續分裂，對民主發展會有不好的影響。
防疫讓我們看到，我們的民主社會存在著上述可能的弱點，但也讓我們看到，我們在國際上能發揮的力量，遠大於我們以前所想像的，開啟了國際合作的空間和可能性。這是必須一直銘記到疫情過後的事情，台灣的形象不應又小又悲情、以哭訴換取國際同情，這都不會得到國際尊重。
在此同時，這其實也是一個需要小心謹慎的關鍵時刻：避免威權體制對台灣的滲透。民主制度面對威權體制，最大的危機是門戶洞開，讓勢力滲透進來，出現樁腳、被收買的各種問題；但同時也夠透明，所以可以二十四小時監督政府，要求政府每天出來講解疫情發展。現今全世界民主國家都出現反民主浪潮，他們聲稱：「威權政府在防疫上似乎比民主政體更有效率。」但台灣卻做到了：既實行民主制度，又在防疫上滴水不漏。因此這樣對民主制度的質疑可以說是不攻自破，這次的台灣經驗可以是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典範。台灣防疫成功的經驗正是仰賴民主制度的透明，這是壓下來、不討論、隱瞞疫情的威權國家所無法做到的。很多國際媒體特別指出，即便一個民主國家，防疫也可以做得比威權國家好。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報導台灣也是在解決他們國家的民主危機。
去年底，台灣社會開始出現亡國感時，開始談民主防衛機制，有些人也認為台灣是威權體制與民主體制對抗的最前線，如果我們倒了，可能會產生骨牌效應，導致許多新興民主國家都會有連鎖效應。原本這次防疫，我們也可以把自己高抬到最前線的地位，但不僅僅是如此而已，更是台灣的民主示範了即使是自由開放的地方，仍然可能將防疫做好。更努力落實民主價值，反而更可以挺得住，翻轉了去年亡國感的危機。
如何讓悲情與亡國感，轉化成人民可以驕傲地信賴這個體制，這次在防疫上，我們卻很微妙地看到這個可能性：民主不再是落水狗，不會比不上威權的效率果斷。
附註
1. 自然法即運用上帝賜予人的理性，接受聖靈的引導，所能找到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的規範，也等同有別於法律規範的倫理道德。
聽著葉浩老師侃侃而談，腦中不禁浮現，這樣的分析角度，台灣教會可以從中有何學習呢？或許，巴默爾（Parker Palmer）在《公共的教會：巴默爾談與陌生人做朋友》（The Company of Strangers）與《民主，心碎的政治？》（Healing the Heart of Democracy）當中的討論，可以做一個出發點。
巴默爾在《公共的教會》點出整個社會的三層結構：私人生活、公眾生活、政治生活，其中隱私、親密的私人生活是一切的基礎，而政治生活則是社會結構頂層的政治權力架構，至於「與陌生人為伴」的公眾生活，就是私人生活與政治生活之間的中介。巴默爾進一步指出，「民主社會的標記，是一個蓬勃健全的公眾生活（public life）─它是我們人民的天然場所，也是私人生活與政治生活之間的緩衝區。」民主國家正是有著蓬勃的公眾生活，才能免於「極權政治的壓迫，影響到私人的生活」。
在巴默爾的定義裡，教會正處於公眾生活這個領域，也有分於建立健全的公眾生活。這讓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來思考教會所扮演的角色。當巴默爾把教會放置在「公眾生活」或公共生活這個範疇時，已經悄悄地把教會引入政治哲學的領域了，這個對於教會身分與位置的定義，讓我們可以意識到教會的公共角色，學習馬丁．馬蒂（Martin Emil Marty）所謂的「關切拯救那些尚未被拯救，甚至很可能永遠不會被拯救的人的福祉」。換言之，作為與民主密切相關的公眾生活的一員，在這個關鍵的民主時刻，教會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在分析民主的危機時，葉浩老師所憂心的，其實是台灣民主化過程所遭遇的反挫。當西方民主國家面臨民粹的窘境，而所謂「威權中國的崛起」或「監控和不受管制的權力，其實可以有效控制疫情」等說法甚囂塵上時，需要有更深入的對話來回答民主所遭受的質疑；同時讓疫情的發展不削弱台灣的民主體制，而是如葉浩老師所說，讓我們更深入探討民主的內在價值，如：平等、自主，以及個人尊嚴等，而非僅僅從「工具性價值」（instrumental value）來作取捨標準。
就像德國總理梅克爾在針對疫情的演講中所指出的：「我們屬於一個民主制度。我們生活的基石不是強迫，而是共有的知識和共同努力。這是一個歷史性的任務。這個任務只有我們一起才能完成。」我們並非要將民主「神化」，而是意識到，若要對抗那虎視眈眈，對於人性尊嚴、公民社會與信仰自由做出嚴重危害的威權體制，民主乃是最能守護我們所珍視的共同價值，最能保護信仰群體與公民社會。
如果把教會視為公民社會的一分子，要去重塑公共生活、守護民主價值，或許我們可以跳出過往習慣的信仰群體本位思考，開始成為「公共的教會」。
當期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