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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十二月起新冠肺炎從武漢發跡，不單迅速波及周圍縣市，短短幾週內在中國各省陸續出現病例，截至今年二月中旬，病毒已四處竄起，波及全世界近三十個國家。在過去一個多月裡，「以聖經教導回應疫情起因與發展」的相關內容，席捲了華人訊息圈；無論是微信或是Line都見到了類似〈聖經對疫情的教導〉的文章，內容摘要如下：「聖經四千年前就早已提醒！一部既古老又新鮮的書『聖經』，記載了為什麼會有疫情，怎樣應對疫情，以及疫情得救治的路……2. 不要吃不該吃的動物（利十一13～19）……3. 隔離疑似病例時間為十四天（利十三5）……。」讓我們一同思想，究竟利未記第十一章的信息對現今基督徒的教導和應用為何？
利未記第十一至十五章的上文是第十章—亞倫的兩個兒子，拿答和亞比戶，犯罪被擊殺後，上帝在十章8至11節裡吩咐，自此以後，祭司們要分辨並教導百姓：聖和俗、潔淨和不潔淨兩組概念。
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兩組概念是一個新的認識：在中文的認知和翻譯裡，我們總把「聖」譯為「聖潔」（holiness），當我們說「聖潔」這一詞的時候，我們的概念往往是模糊的—是「神聖+潔淨」嗎？然而，藉此吩咐，我們清楚認知，這二組概念是有別的，聖相對於俗是用來描述「地位」（status），而潔淨與不潔淨條例所處理的是「狀態」（condition）！
其次，下文是第十六章，贖罪日的條規開宗明義地連結到第十章的悲劇上；因此，這五章的詮釋就必須在其文本的直接上下文：拿答、亞比戶犯罪（第十章）和贖罪（第十六章）的框架下來考慮；當一個人在不潔淨的狀態時，若要獻祭，他是要獻祭贖罪，來潔淨他，使他重新回到潔淨的狀態（例如十二6～8，十四31，十五15、30），得以敬拜上帝（例如十二4，十五31）。
故此，它們所要傳遞的並非是衛生或是防疫措施的教導，乃是聖經裡一再關注的重點—神與人的關係。神子民因著揀選和救贖得著「聖的」子民地位；然而，這一群聖民唯有在生命狀態是潔淨的，也就是罪得贖之時，方能來到神的面前親近祂！
神在創世之初在伊甸園裡與人同在；自從人犯罪墮落後，直至在會幕裡，上帝再次臨在祂子民中間。因此，利未記的神學乃是要藉由禮儀條例，反映創世記中起初上帝創造萬有的設計和心意。
神對所造萬物—人、地上走獸等等，原有的計畫是要他們靠地土和菜蔬為生，並不是彼此為食（創一29～30）；因此，顯而易見地，在利未記的條例中，並沒有不潔淨的植物！[1] 但因人的墮落犯罪，受造界產生混亂，動物的生活開始有了掙扎；故在古代以色列中，上帝藉由飲食的定規所帶出的象徵性意涵，提醒人—神的心意乃是要回到原來創造時的設計之中！
因此，舉凡陸地上之走獸是咀嚼並反芻的，牠們天生就是素食者，如果他們又有分蹄，那麼牠們就是潔淨可吃的；至於食腐肉的鳥類，因著接觸死亡 [2] —犯罪的結果，而被排除在潔淨動物之外。另外，「用肚子行走的」（利十一42），這一詞彙在整本舊約聖經中僅出現在另一處—創世記三章14節，上帝在人犯罪墮落之後對蛇的審判！故這組以「用肚子行走的」為首之不潔淨動物，也清晰地將讀者指回與創造記載之緊密連結。
蝙蝠在清單中，乃是與不潔淨的鳥類共列，除了其能夠飛行的特質與鳥類相似之外，哈特利（Hartley）提出，大部分巴勒斯坦地之蝙蝠是以昆蟲為食的，牠們多以洞穴、棄置的建築物或是腐朽中空的樹幹為棲息之處；[3] 就禮儀象徵意涵而言，因著蝙蝠與一組不單是肉食且大部分為接觸腐肉的鳥類看來，蝙蝠之所以被列為不潔淨動物，或許與其肉食和其棲息之地之狀態有所關聯。
在利未記十一章44至45節和二十章25至26節中，清楚論述了因為上帝吩咐祂的子民要活出聖潔、要從鄰國中分別出來，所以他們要遵行這些潔淨動物的飲食條例；因此，這提醒我們，有一些潔淨條例的訂立，可能與鄰國的飲食或祭祀方式有關係。[4]
誠然，我們不當以現代醫學、衛生的角度來詮釋利未記第十一章，而是在文本的脈絡中，看見利未記第十一至十五章在當時的處境下，並不是為全人類提供一個健康的飲食指南，[5] 乃是帶著禮儀象徵性意義，要他們在實踐的當下，經歷這些條例所指向的象徵性意涵，提醒並引導神的百姓，於上帝的臨在中活出與祂聖潔相配、得以親近祂的生命！[6]
我們的生命又何嘗不是如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延燒，人人自危的當兒，我們是否更警醒度日，力抗罪惡對我們的生命可能造成的無形侵蝕？藉著基督的救贖和聖靈的大能，我們可以體現聖潔、蒙神喜悅的生命，向周圍的人見證那份屬天的愛與盼望。
附註
1. Averbeck, NIDOTTE 4:483.
2. 某些不潔淨的動物乃是帶著象徵「離開生命的源頭，接近死亡」的概念，參Jiri Moskala, The Laws of Clean and Unclean Animals of Leviticus 11: Their Nature, Theology and Rationale (Berrien Springs, MI: Adventist Theological Society, 2000)。
3. John E. Hartley, Leviticus,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4 (Dallas, TX: Word, 1992), 160.
4. Averbeck, NIDOTTE 4:484; Jackie Naudé, “qdš,” NIDOTTE 3:883.
5. John W. Kleinig, Leviticus, Concordia Commentary (Saint Louis: Concordia, 2003), 258.
6. Averbeck, NIDOTTE 4:482; Roy Gane, Leviticus, Numbers,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0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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