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本售價：140元
近年在各種內憂外患的夾擊下，台灣出產的電視劇已經欲振乏力。但台灣的土壤，仍鋪展著無法取代的自由創作底蘊，有志之士們，也把握機會，奮力打造出有深度的影視呈現。這部由劇作家呂蒔媛創作，林君陽導演的《我們與惡的距離》（以下簡稱《與惡》），在當今不容易的環境中，編寫出一部挑戰觀眾思維的精彩作品。
以驚悚的無差別殺人事件開始，交織出各個角色的生命歷程與關係張力。在殺人事件中兒子成為犧牲者的新聞台主管喬安，面對喪子之痛，生命開始失衡：與同樣身為新聞工作者的丈夫衝突愈演愈烈，小女兒也無力關顧，只能把自己埋首在分秒必爭的新聞工作與酒精中，成為冷酷無情的主管，天天製造自己並不甘願、以收視率為導向的嗜血新聞。一位專門為死刑犯辯護的法扶律師王赦，面對眾多人身攻擊，甚至被憤怒的受害者家屬潑糞，仍鍥而不捨地為人應當擁有的基本權利發聲，並試圖探究殺人犯的心理狀態，期待可以找到預防的原因；但面對懷孕妻子收到威脅簡訊，丈人、岳母的不諒解，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他極度掙扎。殺人犯的家人也沒有好日子過。父母背負兒子是殺人犯的罵名，或躲藏度日，或借酒澆愁；殺人犯的妹妹曉文更是在消沉了兩年後，被看不下去的媽媽硬是抓去改名為大芝，讓她的生命有機會重來；但不巧地，她到了喬安的部門工作，加害者的妹妹如何與被害者的媽媽互動，戲劇張力在此體現。
本片附屬議題是精神障礙。罹患思覺失調的失意導演思聰竟闖入幼稚園，造成社會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恐慌。他的姊姊思悅與家人面對社會、醫療、照顧復健等等的壓力，交織著新聞的渲染、鄰舍的質疑、患者的抗拒治療，甚至暴力失控。照顧者、被照顧者都在掙扎中走著……。
這部難得一見的社會寫實劇引起不小波瀾，因為它努力地帶領觀眾討論敏感話題：網路酸民、無差別殺人、死刑、媒體、精障等等。當我們開始細究，就會被逼進兩難的局面：在複雜的倫理困境中，什麼是對錯，什麼是好壞？片中沒有給標準答案，但影像卻向我們發出挑戰：
岳父：所以你的正義感，你的人權都用在這樣該死的人身上？他要人權，被害人的人權呢？
王赦：就算是該死的人，他們也該有跟任何人一樣的人權！這就是人生而該有的均等權利。這是我的工作，我想做的工作，我喜歡的工作。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
王赦在殺人犯被火速槍決後的酒後真言，正道出了在現實處境中常常發生的困窘：網路媒體呈現大量片面資訊的當下，我們的理解可能極為偏頗，更遑論我們試圖快速拍板，而非沉澱思考。就算我們亟欲成為一個中立者，仍在人的軟弱中，卻顯得捉襟見肘，因為「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我們只能從自己狹隘的眼界中看到片面的現實，任何說法，都需要極度地謙卑，才能稍微成立。
甚至，受害者與加害者關係的界線可能也模糊不明。當主管喬安在非預期中得知大芝就是死刑犯的妹妹，竟為了搶獨家而跟拍久未曝光的大芝一家人，大芝發現家人曝光後氣憤地跑到新聞部質問：
大芝：你們拿被自己踐踏的媒體權任意殺人！你們有沒有想過，媒體敗壞就是你們造成的？……我哥是殺了很多人，但我們一家人連活下去的權利都沒有嗎？
喬安：我兒子……有活下去的權利嗎？
大芝：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
受害者、加害者，評論者若看不到自己與惡的距離時，都是把自己放在上帝的寶座上。耶穌在世上傳道時，深深厭惡這種自以為義；祂也正是為了救人脫離這些無法自拔，如撒瑪利亞的婦人、行淫時被捉拿的女人，而走上十架之路。
在這個以城市為居住主體的現代社會，人與人的距離史無前例地靠近，卻極為疏離；互動頻繁，信任關係卻薄如蟬翼。在一次次媒體的恐慌轟炸下，許多非理性的害怕藏在我們的心中，一有風吹草動，就如驚弓之鳥，甚至不惜互相殘殺。
那一張張在專有名詞的標籤下，是我們替別人，甚或自己戴上的面具。然後我們就開始為這些面具編寫我們認為人們應該演出的劇本，卻忘了那面具背後有上帝形像的珍貴靈魂。
《報導者》評論：「在人人都是正義使者、急於標籤他者的時代，《與惡》……在盲動的台灣社會中拉扯出一片友善而寬闊的思考空間，讓大家流淚過後，停下來，撕下身上穿戴的意識形態和立場，互相聽一聽，靜下想一想。」正如報導的標題所說，「最難的不是答案，而是理解」。我們與惡的距離處在已然而未然的境界，當我們知道自己其實與它的距離不遠，並上帝如何從中救拔我們，才有可能量測出與它的距離；而當我們以為自己距離罪惡遙遠時，有可能正是逐漸靠近罪惡之時。我們得隨時小心預備，等候那永恆者的再臨，因為它將如賊一般來到。
而這趟與罪拔河的旅程，即是愛上帝、用祂賜下的愛去愛人，特別是最小的弟兄，甚至我們的敵人；那攻擊殺害我們的，為他們撕掉標籤，預備住處，是我們旅程的修煉。看似困難，但放心，祂應許會賜夠用力量。
當期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