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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神學的半百孤寂

六位教士如今長眠在校園中極簡的「耶穌基督解放者」小教堂內
/文 、攝影:宋弘恩

當我得知將一起執行學術計畫的這所耶穌會中美洲大學(Universidad Centroamericana José Simeón Cañas),就是當年遭薩爾瓦多政府部隊「斬首」的苦主,心頭立即一震。三十年前新聞報導慘案的回憶歷歷在目。

六位耶穌會教士的殉難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與政府軍交戰剛滿十年的游擊隊,在首都發動了大規模突襲,往常遠離戰火的街道頓時草木皆兵,槍砲聲、煙硝和肅殺之氣一時瀰漫空中。親政府媒體開始密集釋出耶穌會教士們為游擊隊黨羽的謠言,並指控他們藏匿槍械。隨後軍方進入位於聖薩爾瓦多市的中美洲大學校園進行搜索,但沒有查獲任何軍火。長期推動以和平談判終結血腥內戰的校長艾拉庫利亞(Ignacio Ellacuría)教士已察覺腥風血雨將至,私下向友人表示:「如果他們在白天殺了我,那就是游擊隊;如果他們在夜間殺了我,那就是軍隊。」

十一月十六日午夜,一群特戰營的官兵進入校園,熟門熟路地找到教職員宿舍,把六位教士從睡夢中拉起,拖到室外玫瑰園中,命令他們匍伏面地,就地槍決。接著士兵們先槍殺了在寢室裡的管家母女,再用機關槍掃射整棟建築物,並投擲手榴彈縱火滅證。殉難的教職員除了艾拉庫利亞校長,也包括了學校創辦人、教務長暨心理系主任、人權中心主任、神學圖書館主任、一位哲學系教授,與照顧這些教士生活的管家及其女兒。這創傷在中美洲大學和薩爾瓦多社會所留下的痛楚,至今還椎心刺骨。

他們為什麼遇害?就像在此之前十五年來殉難的諸多教士、修女、宣教士甚至總主教一樣,這群教士因其信仰實踐和生活方式而成了當權者的眼中釘,而若要了解驅動他們前仆後繼的原因,我們就必須認識「解放神學」。

在案發之夜,一顆步槍子彈穿透了這本解經書

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

自西班牙殖民時代,拉丁美洲即建立起由多數人宰制少數人的經濟制度,任由資源極度集中、種族階級化與貧窮世襲化決定人們的命運。以薩爾瓦多為例,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全國近百分之九十的土地是操縱在十四個家族的手中;如今土地資產已轉化為金融、運輸和零售產業的股權,但寡頭掠奪並沒有改變。天主教會長期安穩在既有秩序中,因而得與其他既得利益者分權共治。近百年來,美國財團也在華盛頓的撐腰下,和在地菁英結盟,投資開發農礦產業而獲得龐大利益,但當地老百姓的生活並沒有顯著改善。

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1962-1965)的啟蒙,為撼動這體制埋下了種子。梵二文件《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強調,教會不該自我隔絕在世界之外,反應成為舊世界中體現新創造的的聖禮,因此教會必須走進世代的苦難,包括戰爭的殺戮、社會不公的摧殘、人權的迫害等,無條件地關心受壓者、建立世界的正義。上帝將生命賜予所有人,人人都當享有禮讚生命的機會,故此,貧困受壓者永遠是信仰群體關懷的對象,而社會制度則需要不斷被改革。

值此之際,拉丁美洲各國的軍人開始強力干政。在權貴的支持中和天主教會的默許下,獨裁政權與軍事政府強力鎮壓來自社會底層的改革訴求,甚或革命的行動。在冷戰的邏輯裡,這種對立很快地被簡化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對抗。一九六八年,在哥倫比亞麥德林舉行的拉美主教會議裡,與會的神父們積極回應情勢的惡化,力求教牧工作要更具體地落實梵二的教導,俯身認同在絕望中掙扎的大眾,以教育激發改革更新的意識,帶領羊群在個人的罪行中悔改,也在結構性的罪惡壓迫下得到釋放。

渴望改變的聲音已勢不可擋,在行之有年的「基礎教會社群」草根教牧運動中,聖經中諸多給受壓者的應許被傳誦、研習與力行。古提雷茲(Gustavo Gutiérrez)一九七一年的巨著《解放神學》為這思潮找到了稱謂,然而思想並非這群神學家的終極關懷,在方法上他們循著委身、行動和反思的途徑前進。「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四18~19);因聖經中的上帝一直都優先選擇了窮人,所以窮人就該是教會以愛委身的對象。

天主教會層峰對這發展深感憂心,無論是借用馬克思主義進行社會分析、從當下情境的脈絡中詮釋福音信息的堅持、突顯人性的基督論,或是充滿政治意涵的信仰實踐,都讓教廷不安且嚴加監管。這群神學家在未來的四十年中的言論屢遭限制,最出眾的幾位都曾因教理爭議而遭糾正懲戒,他們不但在所住的社會中選擇與弱勢認同,也在所屬的教會裡長期被放逐邊陲。在這群神學工作者間曾流傳著一句名言:「當我給饑餓的人吃的時候,他們稱我為聖人,但當我問為什麼窮人需挨餓忍饑時,他們稱我為共產主義者。」在自嘲之餘,也流露出許多無奈。百年來,沒有任何其他神學群體須在言論上面對無盡審查,在實踐上要忍受百般逼迫。

校園內緬懷八位殉難教職員的紀念裝置

凝視解放的拉美福音神學

當解放神學在天主教會內如星火燎原般蓬勃發展之際,穿梭在大學校園事工的一群基督教神學工作者也開始聚集思考:福音神學該如何應對拉美的實存困境。其中包括了日後在全球福音派舞台上活躍的厄瓜多爾神學家巴迪拉(C. René Padilla)和來自秘魯的艾斯科巴(Samuel Escobar)。這群校園同工意識到北美宣教士所傳過來的信息,常是一種偏愛靈魂又只關心教會增長的縮減版福音。當深受美國知識分子所歡迎的薛華與他的護教作品,在七○年代被介紹到拉丁美洲時,這些拉美神學工作者深感這類論述在他們自己的處境中顯得無力;一直到了八○年代,由北美福音派所出版的神學辭典仍沒有「貧窮」的條目,雖然這概念佈滿了整本聖經。信仰無法翻譯,它永遠是與上帝在時空下會面的第一手經驗,而神學反省是自己該扛起的責任,只能一步一腳印的走下去。

經由共同的努力,一個輪廓清晰的拉美福音神學逐漸浮現,「解放」的辭彙被「社會責任」所替代,福音派學者們雖然肯定解放神學中對制度性苦難的關懷與委身,但極力迴避容易與任何世俗政治運動混淆的信仰實踐。就這「整全使命」的視角而言,雖然福音關注個人與上帝的關係,但它不僅僅是個體救贖的公式,也是宣告上帝在耶穌基督裡創造了一個稱義的新人類;這是上帝的國在耶穌基督裡的好消息,也是基督教倫理以及神學的起源和終點。在那馬克思主義狂飆的年代,農村的青年大量湧入都會大學接受高等教育,這些校園裡的牧者們深知唯有傳揚全備的福音、勇於面對世代最難解的矛盾、徹底委身在一個「由下而上」的史觀中,才能有效地見證耶穌基督的恩典。

這群帶著解放色彩的福音派領袖,在一九七四年的洛桑世界宣教會議中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巴迪拉與艾斯科巴為大會主要講員,也間接透過斯托得的筆,參與《洛桑信約》中有關「基督徒的社會責任」、「佈道與文化」和「教育與領袖」等章回的起草。這為洛桑運動帶來了多元的聲音,也在這五十年來引起不少辯論。兩位主要的領導人葛理翰和斯托得曾因「社會責任」是否該與傳福音並列為教會的主要使命,而起了激烈衝突,甚至斯托得揚言要退出運作。以佈道起家的葛理翰代表美國傳統福音派的立場,視個人福音工作為宣教的核心;而一生以教導聖經為志業的斯托得,則堅信社會公義也是舊約和新約對上帝子民至極的要求。開發中國家的教會格外珍惜斯托得的努力,雖然這張力依然存在運動中,它卻也支撐了福音派環保、難民、婦女、貧窮、人權等事工的擴展。在短短的二十年內,透過拉美的福音神學以及洛桑運動的宣教論戰,解放神學靜悄悄地爬山過河,在普世福音派留下了深刻的足跡。

何去何從?

物換星移,如今拉美的解放神學家們又處在一個新的情境。他們曾經優先選擇的窮人們,如今卻優先選擇了靈恩派的福音教會:應許財富和健康的成功神學,為普羅大眾加添每日所需的力量,而不是立基於救贖歷史的苦難神學。解放神學流失了群眾,卻在權力殿堂裡多了位盟友。二○一三年來自阿根廷的耶穌會會士貝格里奧(Jorge Mario Bergoglio)總主教被選為第一位非歐裔的教宗,尊號為方濟各的教宗先接見了解放神學之父古提雷茲,之後也與薩爾瓦多中美洲大學屠殺的一位倖存活口索布里諾(Jon Sobrino)教士會面,這破冰的舉動反映出教廷與這群神學家開始和解的努力。

最近有機會與現任中美洲大學校長奧立瓦(Andreu Oliva)神父相談,我笑問校長:「現在梵蒂岡有人罩你們,日子該好過一點了,解放神學也可以主流化了吧?」這位短小精幹的教士先哈哈大笑了兩聲,接著答道:「參與多方對話很好,但絕對不能主流化。解放神學的位置本來就該是在核心外、邊緣上。事實上解放神學的論述簡易,沒什麼深奧的學問。它的力量是來自實踐,來自與弱勢一起受苦、一起盼望。」力量來自實踐,解放神學是如此,耶穌基督的福音不更是如此嗎?

宋弘恩
出生於台灣,成長於阿根廷,在美國完成學業並工作。他是紐澤西英格伍第一長老教會的長老,任教於紐約城市大學約翰傑刑事司法學院,關心基督教會在民主社會中的公共見證。
當期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