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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處在一個極度商業化、資本充斥、物質豐富，又自由開放的社會裡，即使身為一個敬虔的基督徒，追求財富，其實沒什麼不對！真正需要在意和執著的，毋寧是在追求財富的背後，賴以支撐的合宜動機、責任和價值信念。在以下的篇幅，筆者的主旨很簡單，就是要辯明此一道理。
首先，對於財富的積極進取，第一個好理由是現實和角色上的需要。先從現實上來說，無論出國進修、成家、買房、子女教育、家庭旅遊、退休養老，或醫療長照等，都需要相當可觀的錢財，累加起來更是驚人。而殘酷的現實是，在很多城市裡，物價、房價、學費、醫療就是那麼貴，即使你有千萬個意願和決心要儉樸，卻由不得你。這意味著，個人層次上的儉樸意願和決心，還得要有社會條件來配合；除非你有選擇居住城市的充分自由。
再從角色上的需要來說，就算你在現實上有條件可以儉樸，但為了將自己的角色功能扮演好，你可能需要比較昂貴的消費、體面高檔的生活方式，甚至有點闊綽的低調奢華。這番話乍聽起來，恐怕讓不少基督徒存疑或搖頭，因為它非常不正統！但其實，我們只是太習慣於儉樸的標準答案罷了！
儉樸的鼓吹者總是強調，錢財只要能維持基本需求就夠了！但卻忽略，每個人的基本需求有很大差異；而它未必是主觀慾望的問題，往往是各人所屬的不同階層、身分和角色所致。譬如，文人或教授的基本需求，顯然與基層的勞工和農民不同。他通常需要購買大量的書籍、寬敞的書桌，並藉由旅行和藝術等文化消費，來培養視野和見識。但這一切對勞工或農民來說，卻往往是多餘的。深究起來，其中存在著一個非常關鍵的動機因素，即他們不是出於一己的私慾或虛榮，而是為了將角色功能扮演好。
曾經有位會計師朋友告訴筆者，雖然他個人崇尚極簡主義，卻選擇以賓士汽車代步，因為在其社交圈中，這樣比較容易爭取到客戶。持平而言，此一論調不無道理，寬敞闊綽的辦公室、出入高檔的進口車、品味典雅的擺飾和衣著，可以強烈傳達一種成功人士和專業菁英的暗示。這就是角色功能上的需要。
還有一位在信仰上很追求的姐妹，曾經長時間在國際時尚品牌擔任執行長，她向筆者透露，當時她全身的穿著打扮，通常至少幾十萬的價碼。對她來說，這一切並非出於自己的私慾或虛榮，而是以她的階層和身分，在領導和公關上的需要。
阿奎那和馬丁路德的看法
其實，這樣的道理在十三世紀，神學泰斗阿奎那（T. Aquinas）早已提出來了。當談到施捨時，他強調， 有些必要的東西是維繫「社會地位的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如果施捨到一個地步，以致所剩下的東西「不足以過一個適合自己地位和應付日常事務的生活，這是不對的。」[1]
在這番話中，阿奎那明顯強調了資財在維繫社會地位上的重要，只是他還沒有切入角色功能的視角。之後的馬丁路德就在這一點上加以闡揚了。他說，雖然「金錢、財產、名譽、權力、土地和僕人」都屬於世俗的範圍，但「若沒有這些，世界不能持續下去。」而既然它們不可或缺，那清貧或僅僅溫飽就不恰當。他坦然直言，「一位主人或公侯不應該、也不能貧窮，因為基於他的職務與身分，他必須擁有這些東西。」[2]
一來，身為公侯，所需要的宅第、護衛、威儀、排場、衣著和文化品味，當然與勞工或農夫有不少的等級差異。而作為一個主人，除了妻小，還有眾多僕從的家庭要顧養。
二來，公侯或主人所擁有的莊園、農地或工廠，不只得持續投資、營運和維護，其背後更經常牽連到社會的某一部份政經體系，需要公侯或主人去扮演好領導或管理的角色。
基於這兩個理由，他們豈能沒有可觀的資財來支應？坦白說，那種但求溫飽的主張，恐怕只適用於鄉居或修道院的隱士、退休老人家、家庭主婦，或底層階級的人群。他們的共同特色是，沒有什麼階層或身分上的角色需要扮演；通常，他們只要作自己就可以了！
反過來，則另有一大群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人口，尤其是領導菁英、大小企業主、經理高管、社會賢達，以及各個不同領域的專業工作者，得為了階層和身分上較昂貴的開銷需要，而在財富的追求上積極進取。
據此，一個小小的結論出來了。到底一個人需要多少財富呢？這當然沒有標準答案，但其中一個指標，就是根據不同階層和身分的角色需要，來擁有不同程度的財富。
角色需要也有其規範
只不過這個指標在應用上要謹慎，它有個附帶但書。一方面，許多人的需求不可能只侷限於基本溫飽就夠了；另一方面，卻也不當超過角色扮演上的必要。換言之，角色上的需要，既是致富的一個好理由，也是致富的一個自律性規範。
譬如，一個教授開幾百萬的高級名車、普通員工出手闊綽的奢華消費，或公務人員卻住豪宅又全身昂貴精品，這一切顯然已經逾越了各自在階層和身分上的角色需要，毋寧為一種驕暴。
遺憾的是，這種情況即使在理應敬虔的教會史中也屢見不鮮！中世紀的教皇們就經常聲稱，所享有的一切威儀、排場、尊榮和奢華，都不是為了一己的私慾和虛榮，而是為了彰顯和榮耀自己所服事的上帝—萬王之王。換言之，它們都是基於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身分而有的角色需要。
結果，就如馬丁路德所描述的，一般的國王頭戴一重皇冠，教皇要戴三重皇冠，還配屬了三千個秘書；出外遊樂時，則安排有四千人騎驢子的隊伍；並且，這位超級神僕還拒絕乘馬坐車，堅持要像個偶像般地被抬上轎子。
對於教皇的這一切所為，阿奎那沒有批評。但馬丁路德可不以為然，他大肆抨擊其為腐敗和墮落。尊榮和禮遇教皇，固然是一種角色上的必要，但何以竟表現為「聞所未聞的浮華」和「耀武揚威」的傲慢？[3] 顯然，它們已經過頭了。
迄今，教皇的那一套藉口，輕而易舉地在資本主義的腐蝕下找到了許多知己。譬如，曾經風靡美國的許多電視佈道家，坐擁鉅額資產、豪宅、遊艇和私人飛機，他們所抱持的理由，除了成功神學外，不就是因自己所服事的乃萬王之王豈可寒酸嗎？換言之，這一切都乃根據其特殊地位和身分所必要的尊榮，其本質毋寧是榮耀上帝，而不是出於一己的私慾和虛榮。
這可真是一個麻煩！主張財富應該要符合階層身分、職務或角色的需要，反而為私慾和驕暴找到了一個好藉口。但儘管如此，筆者還是要說，對於財富的積極進取，這仍是一個在倫理上的好理由。畢竟事物都有其兩面性，天底下可沒有什麼主張是天衣無縫、毫無漏洞的。
只是，這中間的尺度又該如何拿捏呢？它同樣沒有標準答案，總因人因時因地而有很大差異。或許有人會認為，該取決於各自所屬群體中一般性的角色期待。然而，這卻存在著隨波逐流的世俗化風險。唯一的更美之道，恐怕只有抱持著中道原則，並自己在靈裡面儆醒了。筆者始終相信，在所有的兩難抉擇中，那最美好的尺度，總是只存在於一顆敬虔活潑的心靈裡。
談過了現實和角色上的需要，進一步地，對於財富的積極進取，第二個好理由是擁有尊嚴和自主能力；即財富可以讓人免於被支配，從而自由地選擇所期望的生活。
當然，從我們基督徒來看，要過在地如在天的好日子，最需要依靠的是上帝。但我們不當忽略，從物質條件來看，許多人因缺乏經濟能力而失去了選擇的自由。他們不能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只能淪為滿足別人生活的工具。當你看到底層的人們爆肝、沒命地工作，甚至得將兒女交給住偏鄉的年邁父母去養育，你就知道上述所言不虛。那完全不是他們想要的生活，但卻很無奈。類似情節的故事，在低度開發的國家裡尤其普遍。
金錢邪惡的支配力量
許多人常錯誤地認知，以為金錢最糟糕的用途是奢華浪費，其實它最邪惡的是用來支配他人、使別人淪為奴役。譬如，員工為五斗米而向跋扈的老闆折腰；丈夫用金錢來脅迫妻子順服；債主要求欠錢的人賣女兒來償還。到處我們都可以看到，大爺拿錢來支配人！
難怪！馬克思當年會帶著憤怒控訴，說「貨幣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他以此諷刺資本家對工人的支配，並指出貨幣就是一種「支配他人的、異己的本質力量」，因為它「具有購買一切東西、佔有一切對象的特性」。同時，在所有的關係網絡中，它是最重要的「牽線人」，有著巨大的權力，可以獨斷地決定要將關係予以拆散，或繫得更緊！[4]
俗話不也常說，「有錢才能做人！」它帶來的正是一種權力在握的受歡迎感。那沒錢呢？就往往陷入被決定、孤立或邊緣化的命運。
不只如此，馬克思還宣稱，歷史顯示出一個法則，即那些掌控財富的階級，會同時掌控你我腦袋的思想！反過來，缺乏經濟能力的人，就注定淪為他們在教育、傳播、法律、道德、宗教和文化上的應聲蟲！
整個來說，馬克思呈現了一個深刻體會，即財富具有一種如神明般的魔幻力量，它進而可以支配他人，以有效滿足利己的渴望；退而可以排除他人的支配，免於被異化（estrangement），並積極地自我實現。
想一想，確實是如此。如果你口袋很深，就可以不鳥那些用錢來支配人的大爺，從而快活地作你自己！在印度，就有不少女性在擁有穩定收入後，即刻拿掉蒙臉的面罩。她們從來就不喜歡配戴，只是因應社會習俗的要求；而今經濟能力的增強，讓她們開始勇敢說不！
透過金錢，獲得自主的力量
正是基於此一理解，使得沈恩（A. Sen）這位印度裔的諾貝爾獎得主，直接將貧窮定義為「基本能力的剝奪」。這句話說得強烈卻真實！你愈缺乏經濟能力，就愈淪入一種無行為能力狀態，即任人擺佈。
他故而明白指出，我們之所以該追求更多財富，乃因那是「我們爭取更多自由的典型手段」，為了是能「讓我們擁有可以珍惜的生活」。[5] 從表面上看，我們似乎都擁有充分的權利去選擇所期望的生活，但事實上，其中的自由度總隨著經濟能力而消長。
就在你我的周圍，很多女性無法離開外遇或家暴的丈夫，其中一個常見的原因，就是自己缺乏經濟能力，結果只好忍氣吞聲。不久前，筆者才讀到中國大陸的一則笑話：婆婆想趕走媳婦，就對她說：「這是十萬，離開我兒子。」孰料這位媳婦財力雄厚，竟回應說：「這是一百萬，離開你兒子。」這番對話雖然病態，卻鮮活印證了沈恩之論！
值得一提的是，另有位經濟學者布坎南（J. M. Buchanon），很精闢地從市場的角度提出了相同見解。他說，現代社會的分工和交換都極為緊密，並造成了對他人的高度依賴。然而，這卻大幅增加了個人生活中的風險、不確定性和隱藏成本。因為總有一小撮人擁有市場的優勢和政治上的影響力，而他們對於物資和必需品的產量、價格和分配，必然擁有不公平的控制權。
這導致了你得支付昂貴的房租，或者被迫在超市購買不怎麼新鮮的必需品；還有，你得忍受不良的工作條件、配合討厭的客戶或廠商。
那該如何擺脫此一依賴、避免這些不快呢？布坎南的答案是，讓自己擁有足夠的財富，以握有最大的獨立性。如此一來，你可以自主地決定，是否要進入市場中的依賴關係；二來，你也有自由不理會市場中那些強勢者所訂出的規則。
他一再強調，愈是依賴於他人的決定，就愈容易受到他人的決定所傷害。人生的最佳選擇，毋寧是擁有更多的財富，來讓自己擺脫對他人、乃至對國家的依賴。就如在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福祉高度依賴政府；然而當政客縮減福利政策時，人民就可能受到重創。這時就突顯出，那些不依賴福利措施而能過好日子的人，是多麼幸福和具有生存優勢了。
布坎南更指出，即使市場的運作公平，沒有剝削和支配；甚至，所提供的服務相對便宜或更有效率，但許多人為了擁有更多的自主性和自由，仍寧可選擇由自己來提供服務。
譬如擁有自己的住宅和汽車，而不進入市場去購買別人的服務（租房子或搭捷運）。雖然後者更便宜又有效率，但許多人卻將自主性和自由當作更優先的價值。他們不願被迫搬到捷運站附近、得配合捷運的時間表及路線。他們喜歡住在山邊或郊區，或狂歡到半夜才開車回家。
寫到這裡，很清楚了，財富所帶來的幸福，就是實實在在的選擇自由。它不僅可以讓我們拒絕不公平、被剝削和支配，免於風險、不確定性和隱藏成本，甚至，還可以不必屈就於便宜和效率，能更自在地選擇所期望的生活。
追求財務自主的自律規範
只不過，此一好理由同樣有個附帶但書。既然致富是為了擁有尊嚴和自主能力，那也不當為致富，而犧牲一己或他人的尊嚴和自主能力。在此，選擇的自由同樣既是致富的好理由，也是致富的自律性規範。
這在現實情況裡有點複雜。有一群處於被支配地位的人，往往是無可奈何的被犧牲者。為了家庭和生計，不僅備嘗忙碌、壓力和疲憊，還經常被迫出賣自我和靈魂、只能卑躬屈膝地生活。但有更多的現代人，卻是自願地為致富而容讓這一切發生在自己身上。只要能獲得高利潤或肥美的報酬，一切都變得可以忍受和犧牲。至於所期望的生活，等退休以後再說吧！
這種為了錢而不珍惜尊嚴和自主自由的人，正是典型的「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即使賺得了全世界，卻喪失了讓生命真正發光的寶貴機會。任何想以犧牲青壯年華的尊嚴和自由自主，來換取年老歲月時的財務自由，毋寧都是愚蠢的生命管家！
更糟糕地，如果你還經常為了致富而犧牲他人的尊嚴和自主自由，就像馬克思筆下的資本家一樣，致使那些為你工作的人淪為奴役，那麼，你就是最邪惡的壓迫和剝削者了。擁有尊嚴和自主自由，變成了一句你對部屬和員工的嘲諷！
最後，對於財富的積極進取，第三個好理由是實現信仰的使命夢想，即為主賺錢。扼要來說，財富是帶著使命的祝福，並且，這個祝福是上帝為了自己的榮耀而託付於你的。
清教徒的入世聖召
最能代表此一觀點的，當然就是韋伯（M. Weber）筆下那一批十六世紀下半葉以迄十八世紀中葉的加爾文宗信徒了，尤其典型的是清教徒。在當時，他們主要是一群擁有高級技術和管理能力、並投身於工商製造業的新興布爾喬亞。
很特別地，他們積極追求財富的動機，是基於將賺錢當作「calling」的使命感，或者說，一種在世俗職業上為完成上帝召喚而承擔的責任。
他們秉持著與中世紀天主教截然不同的「入世聖召」神學，即不是否定和疏離塵世，而是加以征服和改造。借用保羅的字詞來說，他們不僅在消極上不容許社會的職業和凡俗生活淪為「罪的奴僕」，更積極地要予以擄掠和轉化，讓它們成為「義的奴僕」（羅六17～19）。
為此，他們發展了一種為了榮耀上帝，而在社會的職業和凡俗生活中，全面實踐宗教修行的「入世禁慾主義」。它首先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對工作的神聖使命感。這群新興的布爾喬亞，戰戰兢兢地投身於職場，並為此辛勤劬勞。深怕因虛擲了一寸光陰，而喪失了一寸為上帝榮耀勞動的時間（Every hour lost is lost to labour for the glory of God）。[6] 對他們來說，工作絕非只是生活的手段、為了溫飽餬口而已！它還直接關係著對上帝榮耀的見證。
其次，不只是對工作的神聖使命感，他們更在工作的性格和思維上，發展了一種特殊形式的「經濟理性主義」。一方面，他們要求工作要排除人情，並透過細緻的專業分工，來展現井然有序、循規蹈矩的理性紀律；另一方面，則要在工作中務實而理性地追求最大效益，為的是「盡其所能地」以最大成效來榮耀上帝。[7]
賺五千的勤奮管家
他們最津津樂道的，莫過於耶穌所說的那位領五千銀子又賺了五千的管家了。因為這明顯地即是以最大成效來為主賺錢。這位僕人沒有為自己留下一分錢，所追求的只是忠心而已！相反地，那位領一千銀子的僕人，將錢埋在地裡，顯然沒有任何財富動機。他只想保住那一點點錢，即使僅僅去賺利息都擔心風險。
在這個比喻裡，清教徒體會了所謂財富管家的真諦！即藉由經濟理性主義，盡其所能地以最大成效來榮耀上帝；其中沒有絲毫為己賺錢的動機和存心，只有良善和為主的忠心。而既然所賺取的一切都是為了上帝的榮耀，清教徒在花用上，當然也抱持著最大程度的節儉美德。這並非出於吝嗇守財，而是為了積累更多的資本再投入事業，來進一步創造新的利潤。
韋伯不誇張地描繪，上述的一切宗教修行，使得他們成為了與世俗繁華隔絕、拙於享受生活樂趣，但勤奮工作，又擁抱理性紀律、追求最大效益的典型「經濟人」；甚至是「一部獲利的機器」。[8]
這群人完全承認，財富和利潤心經常在「創造惡」。然而，上帝卻給了其兒女一項帶著墮落誘惑的考驗，就是要勝過並轉化它們為「追求善」的力量；[9] 即從一種對美德和靈性的障礙，轉變成對上帝旨意的積極實踐。
這絕對是個巨大改變！財富和利潤心不再等同於罪惡了，其本質毋寧是一種考驗。當然，失敗的信徒比比皆是，但這群清教徒卻堅拒一種退卻畏縮的失敗主義，並且還篤定相信，屬於上帝的選民在恩寵下的最後必然勝利。
歸結而言，對於財富的積極進取，清教徒帶給我們的第三個好理由，是實現信仰的使命夢想，即為主賺錢。一方面，財富是上帝給勤奮禁慾者的祝福。不要以為你享有上帝兒女的特權，如果你既不勤奮又不禁慾，財富是不會因為你熱切祈求或大聲宣告就給你的！另一方面，別忘了，此一祝福是帶有使命的，並且是上帝為自己的榮耀而託付於你的。而這就是你在追求致富時所當有的動機和存心，也是你花用錢財時該指向的絕對原則。
對於其中最核心的精神，十八世紀的約翰‧衛斯理（J. Wesley）歸納得好，就是「gai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and give all you can」。後來，很經典地，這三句話也成為了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終身奉行的座右銘。
成功神學的隱憂
寫到這裡，許多讀者可能會質疑，這一套財富倫理是否為成功神學的另類版本呢？或者是靈恩派的魏格納（C. P. Wagner）那種說要「破除貧窮的靈」、來實現「財富大移轉」的類似論調？
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雖然它們都肯定了財富乃上帝的祝福，並且對於致富也都抱以積極進取的態度。但一來，成功神學和魏格納丟掉了清教徒所最堅持的勤奮禁慾，改而強調你只要在靈裡充滿信心和大聲宣告，上帝就會動工，賜下成功、富裕，因為那是上帝對祂兒女的應許。
難怪！成功神學和魏格納都忽略了一種為入世聖召而禁慾的工作觀，也就是將在職場中的辛勤劬勞與榮耀上帝結合。同時，成功神學的牧師們竟然一個比一個更奢華享受。
二來，成功神學雖然也強調慷慨奉獻、為主賺錢，但那經常只是包裝！從其牧師們的奢華享受已經全然洩底了。這班人其實在動機和存心上，很大的成分是為己賺錢。上帝的角色經常淪為了只是追求財富的工具。
或許筆者可以打個比喻來作對照。成功神學是晚上睡覺時夢到自己過著富裕的好日子，然後早上起床禱告，告訴自己靈裡要有信心，上帝會祝福祂的兒女。清教徒則是晚上睡覺時夢到主禱文：「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然後早上起床禱告，告訴自己要努力工作，還要盡量節省、為上帝的國多奉獻。
十七世紀標準的清教徒，從不會因自己的富裕而高興得意，讓他們喜樂的，是自己能成為一個榮耀上帝的財富好管家。成功神學呢？讓他們高興得意的，是上帝賜下了成功和富裕。
不過，針對成功神學的此一問題，筆者要講句公道話。清教徒的那一套財富倫理，發展到了十九世紀，同樣在強大的財富誘惑下逐漸發生動搖。追求上帝國的熱情，「開始逐漸轉變為冷靜的經濟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讓位於世俗的功利主義。」最後，竟還淪為了一種在獲取金錢上「善得虛偽的良知」。[10]
這充分反映了人在面對巨大財富時的軟弱、善於自欺和虛偽的罪性。基督徒若抱持著為主賺錢的雄心，絕對可取，但務必要在靈裡面儆醒！
末了，筆者要強調，基於上述的三個好理由，追求財富固然可以正面看待，但千萬別像魏格納那樣，將貧窮或匱乏當作一種咒詛！當你綜覽整部財富倫理的歷史，可以輕易體會，貧窮或匱乏也有其屬靈價值和上帝的美意。倘若你沒有什麼財富，或在許多方面匱乏，何嘗不也可以正面看待？至於這方面的細節，在此就沒有篇幅多說了。
附註
1. 葉仁昌，《大師眼中的金錢：財富的倫理》（台北：立緒，2018），頁250。
2. 同上註，頁264。
3. 同註1，頁260。
4. 同註1，頁152-154。
5. 同註1，頁450。
6. 同註1，頁304。
7. 同註1，頁289-309。
8. 同註1，頁310-311。
9. 同註1，頁315。
10. 同註1，頁320-321。
葉仁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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