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卡管事件」的省思 ─亟需基督信仰的台灣土地情

/陳韻琳(作家、真善美全人關懷協會秘書長)

因著我是台大畢業,前陣子「卡管事件」的話題,在我的Line群組中,幾乎可用「全面攻佔」來形容。我能夠理解台大人的心情,群組裡很多人說,當年台大可說是「支持黨外」的大本營,從黨外到最後終於出現民進黨,再到民進黨成為另一大黨來制衡國民黨的一黨獨大,歷經了千辛萬苦。只是沒想到,「卡管事件」突顯出這個以民主自居的民進黨,在全面執政以後,竟然也開始獨裁,以意識形態治理國家,並(疑似?)以政治力量干涉大學自治,台大人在大失所望後,無法避免出現了憤慨的情緒。

借鏡法國的民主歷程

民主從來就不是容易的。回顧民主歷史的進程,不管是英國或法國,都不是一蹴可幾的。就法國來說,法國大革命在知識分子的理論鋪陳後,以「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行動來實踐民主;但是它卻內含關鍵的矛盾─所謂的「人民」指的是誰?當時,中產階級跟無產的社會底層共用了「人民」的概念,很明顯是一個矛盾。

西元一七八九年民眾攻陷巴士底監獄之後,發生了革命極端分子跟溫和派的內鬥(若對比國父孫中山的革命,則類似於「總統制度」與「君主立憲制度」的路線之爭),造成了一七九三年的恐怖統治,也讓知識分子對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的論述出現了質疑。後來,拿破崙繼承「自由、平等、博愛」卻開始稱帝,雖然他的政體類似君主立憲,但他想恢復羅馬帝國光榮以至於四處征伐的野心,也讓經歷過舊時代的人開始出現疑慮─「自由、平等、博愛」,會不會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符號系統?

拿破崙倒台後,中產階級跟無產社會底層的矛盾浮現,無產社會底層發現,政治經濟利益根本與他們絕緣;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一八三二年發生了可歌可泣的街頭革命─隸屬貴族後代的大學生年輕人,意圖跟勞工階層結盟,奮鬥尚未完成的民主革命……。只是那次革命,勞工比大學生更快棄守,以致死傷以大學生居多。

爭取民主的實驗場是如此的動盪不安,讓人迷惘惶惑,難怪就連最能為民主代言的文學家雨果,在寫出為底層百姓請願、充滿左派思想的浩瀚巨著《悲慘世界》之前,也曾經傾向右派,支持君主立憲。

到了一八四八年,中產階級跟舊貴族達成利益同盟後,社會底層終究是被拋棄了,於是藝文界起來為底層百姓發聲,成為最具有理想性的一個時代,也就是「寫實主義」的開端。

這歷程,實在跟國父革命成功之後的亂象、以至於台灣民主現階段的亂象,有著類似的歷程。

但也有點不像。

缺乏「超越歷史他者」的華人文化

西方近代文化史,是在「人本—神本」消長之下,逐步「神蝕」(the eclipse of God)的過程,但這段逐步建立民主的時期,人們仍知道超越人類歷史與人本思想的時代之上,是有一個具備全真、全善、全美、全愛、全義的神存在。人類歷史一切的努力,無非是企圖接近這個完美,也就是說,西方追求民主的歷程中,「超越世間歷史的他者」的信仰,是有關鍵影響力的。

這個「他者」,雖然曾經被宗教界濫用,假上帝之名胡作非為,但透過對上帝信仰的辯證,宗教改革發生了。也曾被政治濫用,假上帝之名無限擴張君權,但也透過信仰的辯證,將人生而平等的觀念呼喚出來,於是催生了法國大革命。每一次信仰的辯證與回歸,都帶出改革或革命;也就是說,回歸信仰本身,就蘊含著民主的可能性。

但華人文化,並沒有這樣一個「超越世間歷史的他者」。只有「天人合一」、「內聖外王」的思考邏輯,而那評量人世的,正是與天合一的王者自身。若要證明自己是王者,就必須讓人看見自己是聖賢。因此,缺少了超越性的華人文化,只有可能是朝代更迭、成王敗寇;新君顛覆舊王、道德考核君王;盛世王者必賢,亂世賢者必隱;它形成了五千年的超穩定系統,卻沒有辦法在文化中孕育出典範轉移的民主運動。

這就是為什麼即使台灣努力效法西方耕耘民主,話題卻總是環繞在政治人物的「德行」而非「能力」、環繞在是王或寇的道德審判,環繞在大是大非的意識形態。過去國民黨毀壞民主,現在連民進黨也重蹈覆轍,難怪有人提出「華人不適合民主」之說。

結語

儘管文化深層結構不利民主,但台灣民主走到這一步,就必須堅持下去,不能放棄。「卡管事件」所造成的憤慨,正說明社會對民主還是有期待,而我們還有透過選舉進行改變的可能性。

這次「卡管事件」使得我身邊彌漫著相當強烈的負面情緒,蔓延擴大成各種怨恨、悲觀與絕望,而情況愈演愈烈,終究還是因為缺乏對「超越世間歷史的他者」的信仰。其實,這種蔓延的負面情緒更讓我擔心,因為它蠶食著每一個人的生活與心靈。沒有信仰,以至於最終沒有盼望,是這次「卡管事件」後周遭人們的反應中,最讓我感到沉重的。因為,我是活在多麼需要基督信仰的土地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