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右）於2009年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典禮。Photo by CC BY-SA 3.0
二○二三年十月七日，哈瑪斯從所控制的加薩地帶向以色列發動突襲，震驚世界。以色列隨即向加薩報復還擊，造成更多的平民死傷，並實施全面封鎖，斷水、斷電、斷糧，引發災難性的人道危機。我們可以如何為衝突雙方代禱？
不少信徒首先心底疑問：「我們是否應該永遠站在雞蛋一邊？」但是，哪邊才是雞蛋呢？「高牆與雞蛋」的說法出自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出席二○○九年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禮的演講辭。但他最近接受訪問時，卻承認自己現在無法分辨哪一方對、哪一方錯。因為，隱喻原來的含義從來就不是代表「強者與弱者」，而是指「體制與個人」。而這次哈瑪斯跟以色列的武裝衝突，應該理解為自一九四八年起延續至今，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之間長久爭戰的一場新戰役。哈馬斯的攻擊沒有打破原有的和平，因為和平從來就沒有出現過。在以色列幾十年來強迫遷移的殖民政策下，早已分不清誰是「侵略者」、誰是「自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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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嘗試運用所謂「義戰論」﹙Just War Theory﹚來界定事件的性質，也是徒勞無功的。何況，義戰論本身多少有點名不副實，它並不能證明戰爭是「正義」的，而只是列出一籃子的道德準則來規約開戰的決定權﹙jus ad bellum﹚——包括，必須有正當的名義﹙just cause﹚，例如出於自衛還擊、抵抗侵略；以及限制作戰的正當行為﹙jus in bello﹚——包括，不容許以邪惡手段對付敵方軍民﹙no means mala in se﹚，也不容許「你不仁、我不義」以報復對方的戰爭惡行﹙no reprisal﹚。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初期，網上曾經流傳一張照片，當中的烏克蘭女孩，口裡銜著棒棒糖、懷抱長槍支，靜待來犯的敵人、準備迎擊。雖然事後查證這根本是誤傳，但倘若真有其事，作為基督的門徒，我們能夠由衷地支持她獻身正義之師，讚賞她英姿颯爽、忠勇過人嗎？還是，我們大概會發自內心感到哀傷，因為她非但有機會在戰爭中被殺，而且還要奉命殺人，無論結果如何，都會在她年輕的生命留下永久的傷痕創痛。如果凡是為保家衛國而戰就必然無比「正義」、「正當」、「正確」，原何仍會製造悲劇、遺憾，以至懊悔、內疚？
義戰論﹙或更準確說，不同版本的「義戰諸論」﹚對戰爭的道德立場其實是曖昧不明的。說到底，戰爭的殺戮必然是殘酷、違反「人道」的，是否可以靠規範戰鬥行為，令其變得更「人道」？義戰論的用意，是只想為戰爭的必然之惡開脫免責，還是要更進一步證立其正確性？假如滿足了義戰論的各項正義要求，是否意味戰爭只是道德上被容許的﹙參戰殺人的人沒有錯﹚，抑或道德上必須的﹙不願參戰殺人的人有錯﹚？
而且，義戰論作為一套理論，理應受到實證的考驗。任何真誠的義戰論者，只要不故意忽略那些不利的細節，都難以否認，現實世界中任何大規模戰爭，恐怕無一能夠無可置疑地符合所有正義要求。最少打從二十世紀開始的現代戰爭，因為採用大殺傷力武器，以及「全面戰爭」﹙total war﹚的擴大傾向，總是對無辜平民造成無差別、不成比例的重大傷亡，根據他們自訂的條款，「正義戰爭」幾乎是絕不可能的。義戰論作為一種論述，更助長不少迷思，容易讓人們誤以為，因為有方法定義何謂「正義戰爭」，就等同有方法讓真實的戰爭符合正義的要求；甚至誤導民眾，輕易信賴國家領袖和軍官將領都會甘心服膺於義戰論的道德約束，做出最英明的抉擇，但凡是國家投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
所以，不像上述義戰論本身最大的迷思，義戰論其實是一種道德上的理想主義，現實上是不可行的。義戰論者相信，道德力量足以限制殺戮的殘暴，有可能令戰爭變得在道德上站得住腳。但實際上，真心秉持正義的一方，非但不會勝利，甚至注定敗於那些不顧道義、無所不用其極的邪惡敵人；或相反，愈是相信己方正義的，就愈難抵受試探，為求勝過邪惡的對手，而逾越道德界線。無論如何，歷史是由勝利者撰寫的，最後以強凌弱的一方，一定會合理化自己一切的行為，視為正義之舉。
偏偏諷刺的是，不少口頭上支持義戰論的基督徒，對其理論內容和道德根據不甚了了，純粹以此藉口來反對和平主義，認為後者是「離地」、不切實際的道德潔癖。太多信徒道聽塗說，以為基督信仰裡面有悠久的所謂「義戰傳統」，由奧古斯丁、到中古晚期的士林哲學，延綿至今。他們卻不曉得，當代世俗哲學的義戰論，已經與教父年代的基督教義戰論大相逕庭。現代義戰論由於要應用於國際法，必須形式化地寫進法典，淪為道德決疑﹙casuistry﹚的工具，甚至是支持國家主義、中央集權、軍工財團的意識型態。現代義戰論列出的諸項「正義要求」，可以被化約為當中最核心的兩條原則：相稱性﹙proportionality﹚和必要性﹙necessity﹚，戰爭相對於不作為，所帶來的好處﹙或所制止的壞處﹚必須大於它本身的壞處；不同戰略選項的取捨，在於謀取最大的好處、最少的壞處。換言之，整套思維無異於功利主義的權衡利害，甚至會將較輕之惡誤當成積極的善﹙lesser evil as positive good﹚。只要將敵人想像得夠強大邪惡，戰爭就必會是別無他法的終極手段；只要將預期的威脅想像得夠慘重，任何軍事手段都會在衡量人命代價之後，變得「相稱」和「必要」。哪怕是所謂「非戰鬥人員豁免權」﹙non-combatant immunity﹚的原則，都可以放棄，敵方平民百姓的犧牲總是可以解釋為非意圖的連帶傷亡。戰爭之所以看似「正義」，只是受想像力所限，缺乏能力﹙或者意志﹚去想像別的可能性。而和平主義之所以往往被輕易地打發掉，也是出於不公平地將「和平」等同「不作為」，預先否定其他非暴力的抗爭選項。
但是古典的基督教義戰論，並不認為戰爭是妥協下的例外結論，而是深信戰爭是實現和平的手段，基督徒士兵是和平締造者﹙peacemakers﹚。因此，惟有純粹地出於對和平的追求，包括對鄰舍的愛，才能夠證成戰爭的公正性。古典義戰論並不將戰爭與和平視為對立，反而委身於和平的人，就必須願意參戰。可是，連奧古斯丁也承認，現實世界上發動和參與戰爭的人，總是滲雜了不純正的意圖、仇恨、偏見、私心，而非純潔地為愛而去殺敵。再者，以戰止戰所帶來的只是暫時的休戰，是空洞的、而非真正的和平。以戰爭達成的「和平」，會是「正義的和平」﹙just peace﹚嗎？
村上春樹耶路撒冷文學獎獲獎演講辭
假如這裡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是的，無論高牆多麼正確和雞蛋多麼錯誤，我也還是站在雞蛋一邊。正確不正確是由別人決定的，或是由時間和歷史決定的。假如小說家站在高牆一邊寫作――不管出於何種理由――那個作家又有多大價值呢？（節錄，林少華譯）
歸根究柢，基督徒和平主義者與基督徒義戰論者所抱持的，是兩種互相排斥的倫理觀點，前者徹底反對「作惡以成善」、堅持「以善勝惡」。但這些基督徒不是彼此的對手，因為他們另外有共同的敵人，就是現實主義、犬儒主義等主張，認為戰爭應該一味只求實利，不受道德約束。而和平主義者可以喚醒義戰論者的良知，提醒對方其道德初心，加入一起去譴責戰爭的不義，聯手爭取和平。以義戰論作為前提，也可以得出與和平主義類同的結論﹙Just War Pacifism﹚。
奧古斯丁對於戰爭的看法
戰爭中真正的邪惡是愛暴力、殘忍地復仇等。為了懲戒這些，就需要使用武力，服從上帝或有法可依的當局，由良善的人參與戰爭。
Augustine of Hippo, Reply to Faustus the Manichaean XXII, 74.
事實上，神學上、倫理上的根本分歧，也不妨礙這兩種立場的基督徒一起為戰亂祈禱。以上的反思，對於我們要怎樣為「哈以衝突」祈禱是有幫助的，卻非必不可缺。我們不是用自己的倫理立場來指導教會如何祈禱，而是從學習教會一直以來如何祈禱，來教導我們應該有怎樣的倫理立場。我個人相信，任何忠於所信、屬乎基督的教會，因為盼望和平的國度，在世的仇敵將要永恆復和，並被邀請到主的桌前同席，我們就能夠認清戰爭醜惡的真相。於是，斷不可一廂情願地公開祈求，正義的一方兵不血刃就神蹟地殲滅所有邪惡敵人，雙方無辜百姓則不死傷一人。我們也不會只為所謂弱者祈禱，因為侵略者也身受戰爭的禍害。
當遠方哀鴻遍野，基督徒在禱告中不必先選擇選邊站，更無須賣弄自己對政治外交、歷史地理的識見來評論時事，也不應隨意將自己對聖經、神學的觀點套用在事件之上。相反，請讓我們承認自己的驚愕，不懂得怎樣去回應、去盼望，並且謙卑地去理解我們周遭那些與肇事地區有個人聯繫的鄰舍。例如，教會可以嘗試這樣同心祈禱：
公義和憐憫的神，我們今晚帶著悲痛和恐懼來到祢面前，因為我們聽到有一個地區發生動盪的報導。求祢以憐憫看顧是次暴力衝突背後，早被撕裂的關係、被損毀的信任。
求祢親近處於衝突核心的各方，以及一切代表他們的政客、受影響的人民。轉化現在使各方劍拔弩張的部落心態。堅固那些努力止息腐化，並致力恢復人民對政治程序的信心的人。
求祢與喪親者同在，包紮受傷者，讓所有在精神上、身體上和情緒上留下創傷的人，能夠復原、繼續生活，並親近所有時刻活在惶恐中的人。
求祢將我們社區與這個動盪地帶的人民連繫得更深。指示我們怎樣將他們的掙扎視為如同我們的掙扎；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發現，當他們最有需要的時候，我們可以怎樣與他們同在。
求祢現在就來到我們中間，帶給我們智慧和領悟的能力、勸勉和內在的力量，讓我們曉得如何回應，明白該怎樣反應，辨識出誰可信賴，發現該盼望甚麼，幫助我們在彼此間找到力量，在祢的愛裡找到信心。阿們。[1]
附註：
1. 韋爾斯、科雅貝著，《公禱一Take過︰韋爾斯的8堂公禱課》，劉凝慧、許子韻譯（香港：宣道出版社，2019），頁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