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來臨的二○二四年一月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可能是台灣民主化、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以來，受最大戰爭威脅籠罩的一次。如何回應戰爭威脅，毫不意外地成為台灣社會公共論壇上一個引爆點。今年三月，傅大為、郭力昕、馮建三、盧倩儀等四位學者發表反戰聲明，[1] 引起諸多正反的論辯。不過，經過網路社群媒體改造的當代公共論壇，注定不會只有「論辯」。郭力昕事後的評論文章提及，他們遭遇到「網路上鋪天蓋地的集體謾罵、污衊、扣帽與抹紅」。他引述一位友人看到此等網路反應後感慨道，在此議題上：「進行理性討論的可能性已經幾乎降到零了……統獨這個病灶，已經不是瘤而已，而是穿透這個島嶼全身的神經和血管系統的病毒了。」[2] 且不論其他，連所謂「台派」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吳叡人，在文章中也幾近人身攻擊道：「在亞洲最自由最民主的國家台灣，那些無恥惡質的親中分子和偽善昏聵的左膠此刻指著受害人高喊『反戰和平』，根本就是薩伊德（Edward Said）所說的blaming the victims，把責任推給受害者！他們的目的在腐蝕台灣人捍衛民主和平的正當性與意志，為中國侵略台灣鋪路。他們要我們自動投降，拋棄一切我們得以為人的條件，自我否定，自願為奴。他們並不反戰，相反的，他們是侵略戰爭的急先鋒。有種你們到天安門廣場對著習皇帝喊反戰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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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書中，曾對民主體制導致公共道德與品味的平庸化提出警語，而在當代台灣，已經失去大眾媒體資訊守門功能的公共論壇，彰顯此平庸性並不讓人訝異。但值得警戒的是，在國家認同分歧以及台灣海峽緊張情勢升高的背景下，當前台灣的公共論壇上，其中展現的極端化、庸俗化、部落攻擊性（tribalism）與封閉性，已經不限於一般大眾，更瀰漫至知識圈中。台灣政治與公共論壇上遵守文明守則（code of civility）的程度江河日下，似乎是不爭的事實。民主審議與公共討論的文明程度有很多面向，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輕易訴諸「誅心之論」，質疑對方的動機。正如璜安．林茲（Juan Linz）在其經典名著《民主體制的崩潰》（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暫譯）中所言，民主受侵蝕的一個徵象，就是國內的政治信任開始崩潰，不同的政治勢力將對方指為境外敵人的協力者。[4] 我雖然不贊成反戰聲明的核心主張，但從聲明以及反戰工作小組網頁上的資訊，我仍然能得到寶貴的資訊，以及刺激反省自身立場的不同角度。雖然與幾位作出反戰聲明的資深學者談不上相識或相熟，但多年來他們在學術與公共事務上的貢獻，我一向景仰。要說他們是「侵略戰爭的急先鋒」、「要自願為奴」，如此指控甚至是從我同樣敬佩的飽學深思學者筆下而出，這樣彰顯的正是台灣公共論域的裂解、公共信任的腐蝕、公共共感的空洞、道德想像力的萎縮。
當前台灣的公共論壇中，沒有足夠重視、遵照民主審議與公共討論文明守則。遵照程度往往取決於個人的修養、日益淺薄的對話倫理，以及議題被政治化與意識型態化的程度。審議民主理論（deliberative democracy）既然在台灣受到重視，審議所需要的基本對話倫理卻如此被邊緣化，著實令人訝異，也反映出台灣社會並沒有準備好如何使民主運作，不知道如何形塑台灣人民主體性，遑論鎔鑄足以自主的國民總意志。
這個現象自然有複雜的根源。從國際政治結構而言，台灣被排斥於國際社會之外，且受到中共的軍事威脅，經常處於認同與生存危機之中。這種不被認同的憤懣以及生存威脅下的焦慮，使得那些觸動敏感神經的討論不易進行。從歷史記憶而言，台灣民主化所揭開的國家認同衝突，建立在不同歷史記憶典範的衝突上；而典範衝突的特徵，在於邊緣化甚至忽視不相容的現象與情感。從政治文化發展而言，台灣所在第一個以華人為主的新興民主國家，尚未有足以透過文化資源和平化解深刻政治與歷史衝突的經驗。台灣的所謂進步勢力，仍然不知不覺地延續反威權過程中的攻擊性政治語言基調，並且在民主框架下，轉化與重製那些製造政治與文化霸權的方式。從國內政治體制而言，當民主選舉無法回歸常態政治，而持續被視為生存危機的鬥爭（無論是抗中保台的危機，或者是中華民國存續的危機），就使得民主政治從日常競爭惡化為衝突；最有活力的公民社會網絡被當作國族建構（nation building）的先鋒（vanguard∕vanguardism），而非打造常態民主文化且制衡政治鬥爭的社會力量。
最被忽視的課題，乃是新國族想像的形塑隱含著深刻的弔詭。台灣人民的主體性，正在民主法治的制度框架下，經歷建構的過程。這意味著，相較於西方數百年充滿血腥暴力的民族國家發展過程，當前的台灣，必須用最高的文明標準，馴化國族主義所釋放出來的攻擊性與衝突性，同時完成主體性的建構。此種攻擊性與衝突性，被其帶有烏托邦色彩的國族理想正當化。更進一步，國族想像當中，幾乎不可或缺的元素，就是身為受害者的集體苦難記憶；以特定的敘事構框，將鬥爭的義務，給予苦難記憶的承繼者。
然而，國族想像的塑造過程隱含著容易令人迷失的認識論之弔詭，以及倫理的挑戰。國族想像中的民族，作為認同的對象，往往必須被投射為貫穿歷史，具有歷史實在性的主體。清末民初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如此建構中國，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也是類似的嘗試。正如美國史學家彼得．諾維（Peter Novick）所言：
集體記憶，在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意義下，不是單純地被一個群體分享的歷史知識。在關鍵的意義上，它是非歷史（ahistorical），甚至反歷史的（anti-historical）。對某事物進行歷史理解，乃是去認識其複雜性，與該事物保持距離並能夠從多重角度加以觀察，並接受其模稜兩可的性質，包括主要歷史人物之動機與行為上道德的模糊性。集體記憶旨在簡化，從單一的、投身於其中的角度來看待歷史；集體記憶對任何模稜兩可或模糊性都缺乏耐性；集體記憶把事件化約成具有神祕力量的典型。歷史意識就其本質而言，著眼於事件的歷史性（historicity）：事件發生於過去而非現在，事件源自與現在截然不同的情境。相較之下，記憶缺乏時間流逝的意識；記憶拒絕承認記憶對象的「過去性」（pastness），且堅持其當下的臨在。典型的集體記憶，尤其是重要的集體記憶，意在表達某種關於該記憶群體那永恆的本質性真理：真相（truth）通常是悲劇性的。記憶，一旦被建立，就為該記憶群體定義永恆的真理，並隨之定義永恆的認同。[5]
在集體記憶的基礎上所投射認同的實在性，其弔詭之處在於，本身乃是一個尚未完成的工程。台灣認同雖然持續上升，但仍顯出一定的流動性。這可以從以下現象看出端倪：政治大學著名的選舉研究中心進行的台灣認同民調顯示，民進黨上台之後，單純的「台灣人認同」經歷連續三到四年的下滑，直到香港反逃犯修訂條例運動爆發，才止跌回升。[6] 意圖建構台灣認同者必須認識到，一方面，認同內涵的實在性不免被解讀為已然存在；另一方面，他們必須很清楚地認識到，認同內涵的實在性取決人民更廣泛的接受，這仍是現在進行式，並非完成式。把進行式當作完成式，會對尚未接受這認同的人民，失去說服與等待的耐心，也會促使他們使用強制性而非溝通性手段——這麼明顯的事實，這麼昭彰的歷史，還有什麼好說的；抵擋的人都是居心叵測，或者冥頑不靈，必須透過實力強迫就範。反之，若能認識到這個建構過程，乃是互相邀請、分享各自歷史記憶並互相挑戰道德盲點的過程，那麼耐心與共感的說服與等待，就是不可或缺的價值與手段。
吳叡人在〈賤民宣言——或者台灣悲劇的道德意義〉宣稱，台灣人民作為帝國強權夾縫中的弱小民族，必須「被迫向善」，「困境使我們學習美德與技藝」。[7] 我雖不贊成以「賤民」作為台灣人民的自我定位與形象，但我當然同意台灣人民向善與學習治理技藝的必要。然而，在塑造台灣主體的過程當中，我們要學習與實踐什麼樣的「善」？當國族建構成為最高指導原則時，就算所謂「普世、進步的人道價值總和」，也可被用作劃分敵我，界定認同的工具。建構台灣主體過程中最重要也最被忽略的，就是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前院長唐納．諾維（Donald Shriver）所說的「如何對待敵人」的倫理（an ethic for enemies）。[8] 就此而言，基督信仰提供了無比豐富的資源。由於篇幅限制，在此只能簡單地說明。
首先，我們都是罪人。基督信仰中的原罪觀，提供一種超越此世經驗眼光，使得自認為「受害者」或「賤民」而占據道德制高點的人，也必須在神全然聖潔的光中看見自己「與惡的距離」不是那麼遠，因此一樣需要恩典與救贖，與「加害者」並沒有神學上的差別。第二，信仰基督肉身復活，讓我們肯定神介入人類歷史，擁抱墮落的世界；勾畫未來全然公義、聖潔、和平的新天新地在我們面前；肯定我們在此倚靠神、追求公義與和平的努力，將如金銀寶石禁得起試驗（林前三12～13）。第三，基督的十字架，讓所有苦難與悲劇，參與在神兒子的受苦當中；在神無限的憐憫中，即便無人記念的死亡，在神眼中仍極為寶貴，得到宇宙性的救贖意義（詩一一六15），而不需要把一切救贖的重擔子放在人間必然被罪所腐敗的政治。第四，基督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包括國族主義本身，萬有都要服在受死而復活的羔羊面前（弗一20～22），接受神聖公義的審判。
在基督信仰的根基上，我們回頭看一九九○年「二二八和平運動」所促成二二八和平禮拜的宣告詞，對於二○二三年的台灣，依然有適切的啟示作用：
台灣社會正面臨歷史轉捩的關口，正是基督信仰最能發揮「止痛療傷，再造生機」的時機，亦有賴所有基督徒挺身出來承擔苦難與責任。為了見證基督的愛、接納與饒恕的福音，我們聯合了基督教界一些有心之士，以宗教的方式，來醫治台灣歷史的傷痛及社會失喪的心靈，期盼使整個台灣社會脫離歷史不幸的捆綁，共同攜手全力將台灣建造成上帝所賜福的美地。[9]
附註：
1. 〈我們的反戰聲明：和平、反軍火、要自主、重氣候〉全文：https://www.eventsinfocus.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3/%E5%8F%8D%E6%88%B0%E8%81%B2%E6%98%8E%E6%9A%A8%E9%80%A3%E7%BD%B2%E5%90%8D%E5%96%AE0320.pdf
2. 郭力昕，〈反戰聲明與台灣社會的「窒悶空間」〉，《天下獨立評論》，2023年3月28日，取自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13/article/13442。
3. 吳叡人，〈帝國夾縫中的台灣民主—永恆危機還是超越前進？〉，《上報》，2023年5月22日，取自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73176。
4. Juan J. Linz,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risis, Breakdown, & Reequilibra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31.
5. Peter Novick, The Holocaust and Collective Memory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1999), 3-4.
6. Austin Horng-En Wang, Yao-Yuan Yeh, Charles K.S. Wu, & Fang-Yu Chen, “Why Does Taiwan Identity Decline?”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First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1, 2023.
7. 吳叡人，〈賤民宣言——或者，台灣悲劇的道德意義〉，《受困的思想：台灣重返世界》（新北市：衛城出版，2016），頁71。
8. Donald W. Shriver, An Ethic for Enemies: Forgiveness in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9. 曾慶豹，〈除去記憶中的恐懼：二二八平安運動的和平與正義〉，《歷史記憶的倫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預計出版書稿），頁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