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天助自助者，自助人恆助之。」這句俗語說明老天爺只幫助那些願意幫助自己的人。儒家也說：「人必自助，而後人助。」如果一個人願意幫助自己，其他的人也一定會來幫助他。這些俗語都表達了華人文化中，人們歌頌與看重「勤奮自助」。「努力」是華人文化重視的價值，同時也已經成為國民性格。西方研究儒家思想有名的學者墨子刻 （Metzger）[1]，發現華人具有依賴、逆來順受、進取、自立、自主等特質。努力往往被視為一項美德，也是一個人應該盡的本分，更是一個人追求成就的工具，相信一個人可以透過努力來增加自己的能力和智力。周慕姿心理師所著《過度努力》一書中，提到有人會用努力把內在的傷藏得很深；有人把努力追求成就當作最完美的人生，努力追求外在成就或滿足他人期許，卻忘了自己是誰？自己為誰而活？讓我們感到好奇的是，這些表面上看似正向積極的努力，如果演變為過度努力的話，也會造成心理上的傷害，失去真實的自己。生活在華人文化圈下的台灣基督徒，是不是也帶著努力的意識型態？這樣的努力文化跟我們的信仰有衝突嗎？筆者認為除了從現象面釐清該問題，還需要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來思考，每一個文化因素和整個文化系統之間的關聯。
中國地區的先民因天命之不可知、不可信，唯有求之於人的自身，所以漸從宗教上對神明的倚賴解脫出來。[2] 於是從殷人的「敬天」到周人「修德」，人格神的觀念淡化了，天帝的觀念退居二線；只是保持其神明不測的超越性，而價值活動的中心則轉移至人的身上，注意自身有否修德。以德配天，成了打通「上『天』下『人』」，使中國古代思想自此從「神本」走向「人本」。[3] 孔子認為「為仁由己」，孟子說「人皆可為堯舜」，重點都是放在個人的內心自覺；追求價值之源是從個人內心去自我覺察，而不是向外向上、尋求上帝來「啟示」的；把注意力回歸到自身的努力上，於是開啟一股「反求諸己」的精神之風。
一開始，個人的努力是為了修養品德，後來受到科舉制度的影響，反求諸己的品德修養進一步世俗化；努力則成為追求成就目標的工具，只是為了達成社會期許作為目標，並不是為了個人興趣而努力。例如努力讀書是為了能夠進入較好的大學就讀，將來可以找到較好的工作。這樣的努力看起來是積極的人生，可是個人卻不快樂；因為一個人失去個人的真實，也不知道努力本身的價值。有些人把努力當作達成目的之工具（工具型努力），有些人努力則不在乎行為的效果，而是重視個人努力的動機、努力的行為是否符合公認的道德規範或標準（好比盡心）等，至於努力的結果就不是他們所重視的（義務型努力）。例如學生經過努力，雖然成績不理想，可是他已經努力了，父母和老師就不會去苛責。這種人但求行為符合道德，他人長期期待自己符合角色義務，如果沒有做到，內心就會感到愧疚。而所謂健康型的努力，是個人拿掉這個社會的倫理束縛，按照自然的方式，返回到一個真實的自我狀態的「自在型努力」。這時人才會進行自我反思，從外在價值走向內在真實的價值；從努力作為工具、手段，走向努力的目的是基於努力本身（end in itself）。綜合以上所介紹的三種努力類型，說明如下：
努力是否會遭遇困境呢？人可能會被責任感、理想給「套牢」，如何才能讓自我「解套」，可以自在地努力而自得其樂呢？另外，人在努力的過程中，面對無可奈何的現實環境，個人如何才能超越環境的限制呢？勞思光先生 [4] 在他的《中國哲學史》裡，曾用「義命分立」來概括儒家在命的前提下，先民所持的努力態度。命是外在於人而不受人控制的，在命的範圍內，人是不自由的，這是屬於實然範圍。但義卻是內在於人，而且是可被人主宰的；在義的範圍內，人是自由的，這是屬於應然範圍。例如我天資笨拙是一回事，我應該努力學習卻又是另一回事；天資不是我可以自由選擇的，但是努力卻是我個人可以自主決定的。孔子說：「為仁由己。」（《論語．顏淵》）孟子也同意孔子的說法，更積極地採取立命的想法，他說：「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壽命的長短是被決定的自然現象，個人不應憂心於此。相反的，個人應該超脫生死的憂慮，只要致力於能夠自作主宰的修身行義。一個人究竟要努力到什麼程度，才可以放下重擔呢？當「盡人事的努力」已經無法再有任何結果時，人只能採取「聽天命」；個人服從上天或是自己的命運，放棄安排自己的命運，配合上天的安排。儒家「盡人事聽天命」的文化設計，一切要先「盡人事」，而且要盡心付出，以求自己坦蕩無愧，然後才進入「聽天命」，如下圖說明：
中國主流哲學思想中，對「自己」非常重視，並委以重任。[5] 華人透過「修德以配天」的想法，從神本走向人本，人開始有了反求諸己的精神，彰顯了人的自主與能動性。因此，華人將個人命運的掌控權很高比例地放在個人身上，期待透過自我努力來提升自我的命運與道德高度。然而基督教的世界觀相較華人的世界觀，比較特別的是加入了「人格神」的視野，這挑戰了華人那固有的「以人為本」的道德精神。以弗所書二章8節：「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在下一節（弗二9），保羅繼續論述：「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聖經除了肯定人的得救是來自神的作為，更進一步否定人可以藉由努力的行為來拯救自己。可以說，「恩典」不只是肯定、確認有一個從上而來、外在於人的行動者，會主動施與恩惠；它更要求恩典的接受者承認自己的缺乏與不足，放棄任何自我救贖的企圖與任何足以讓人「自誇」的舉動。保羅在羅馬書七章18～19、24～25節中這樣說：
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保羅首先肯定自己確實有「行善的欲望」，因為在他心裡有善惡的良知；但是他承認自己雖然有行善的動機，卻沒有行善的能力，因此他感嘆自己「真是苦啊！」他就像是個認知失調的人，知道應該做卻做不到，知道不該做的卻反而去做了。然而，保羅有一個更深的盼望，那就是「靠著耶穌基督」。保羅承認自己全然的無助、敗壞，因而承認他只能「靠著耶穌基督」來脫離罪惡。保羅完全棄絕他那「取死的身體」，不將盼望放在自己的自我要求或道德之上；因此，他將盼望轉而放在耶穌基督身上。我們看見，對自己行善能力的絕望，是迎向恩典的第一步。如果我們本身根本就是溺水的人，毫無能力可言；這時只能用替代法，就是接受耶穌所賜的「白白恩典」，接受救生圈，才能得救。如果你長期以來努力，都是在為別人而活，反而逃避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你是誰？你為誰而活？這樣，你就需要回到以神為中心的信仰，才能找到生命的意義，因為你是神所創造的。恩典通常被視為免費饋贈的東西，恩典不是靠努力奉獻、努力服事、努力做一堆上帝喜悅的事就能獲得；恩典也不是我們透過自我修養的道德，來換取什麼好處。恩典是上帝自發性的行動，源頭是祂那完全的愛，而人只要單單相信就能得著。華人文化中缺少了一位主動愛人的神，因此人們將道德的重擔都放在自己身上。基督信仰則要求人們放棄自我救贖，承認自己永遠做不到完美，轉而去認識這位主動愛人的神；恩典是來自於外在所賦予的好處，與自我的條件完全無關。
儒家文化的努力模式一切要先「盡人事」，而且要盡心付出，以求自己坦蕩無愧，然後才進入「聽天命」。與儒家文化模式比較，基督徒在努力的優先順序上又有何不同呢？馬太福音二十二章34～40節記載法利賽人問耶穌：「夫子，律法上的誡命，哪一條是最大的呢？」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耶穌想要提醒法利賽人的是，「如果沒有祂使罪得潔淨，如果被救贖者心中沒有聖靈能力的同在，任何程度上的愛神都是不可能的。」從耶穌的回答，我們可以看出基督徒的優先順序是先愛神，其次才是愛人；一個充滿神之愛的人，不會只滿足於造福自己的家人，反而會推己及人，渴望造福全人類。基督信仰帶給我們的人生觀，是以神為中心，一切要先「聽天命」，然後才進入「盡人事」；一切自我的精進是為了榮耀神，恩典使我的努力更有價值。因為這不是外在的成就，而是關乎我的生命問題。仰望恩典不等於懶惰不盡本分，這樣的努力也不是要求自己要夠好、夠完美，而是天父對我們說「孩子我知道你做不到，讓我來陪你一起完成」。在恩典裡努力才不會白費力氣，在恩典裡的努力才會是輕省的。
附註：
1. T. A. Metzger, “Selfhood and authority in Neo-Confucian political culture,”in A. Kleinman & T. Y. Lin（林宗義） (Eds.), Normal and Abnormal Behavior in Chinese Culture (Boston: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2.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台北：學生書局，1973；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牟宗三，《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3. 余英時，《內在超越之路：新儒學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1992。
4.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卷，台北：三民書局，1984。
5. 李澤厚，〈孔子再評價〉，《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台北：谷風，1986），頁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