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柔玉
在翻譯《痕／跡》一書的過程中，腦海中偶爾浮現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讀者與你素未謀面，他們想看的，是韓瑪紹的作品，為甚麼卻對你的譯文報以信任，認為通過你的文字，就可進入韓瑪紹深遂高雅的心靈世界？
不看原文的讀者，惟一接觸到的，就是譯者的文字。譯者對原文一思一念的推敲，一晃一動的感應，可能是主觀的投射，又或是不自覺的遺漏。譯者把原文消化後反芻出來的文字，無論對一顰一笑的勾勒，或一草一木的描繪，當中落筆的輕重、行文的緩急、著色的濃淡、意境的虛實等，絕對可以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畢竟譯本就是重新演繹的文本，從任何角度來說都不等同原文，尤其是文字由外域移植到本國的土壤上，一定會有所變動，有所差異。正如好些翻譯理論家所說，翻譯的過程有增有減，譯文必然損失了一些原文的來西，但又添加了一些自身獨有的東西。換言之，譯文並非必然是原文的靜態或動態對等，譯文與原文的相似程度往往取決於譯者的翻譯目的、譯學理念、語言能力、文化知識、文字造話、氣質脾性，以及譯者身處的文化背景等。既然譯者木身蘊藏著許多變數，而譯文的成敗得失又完全仗賴譯者獨一無二的筆觸，那麼，譯者的角色在翻譯作品中應該非常重要，讀者閱讀翻譯作品理應先看譯者是誰，有了信任的基礎後，才全情投入書中的虛擬天地。這就正如我們不會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一個毫不認識的人所傳達的信息，因為傳話人的身分若末確定，經他轉達的信息未必可靠；況且要消化信息的內容，不可能抽離於傳話者的背景資料，漠視他在傳遞消息上扮演的角色。
基督教漢譯作品有個頗為奇特的現象，就是一方面翻譯活動相當蓬勃，漢譯作品在品種和數量士都遠勝本土原創作品，但另一方面卻出現了無數無名的譯者。所謂無名，不是沒有名字，而是名字無關痛癢，因為讀者根木從不理會譯者是誰。只要原文作者聲名顯赫，不論譯作的質素如何，讀者都不會提出抗議。因此，一些中文古怪莫明、上文下理難於捉摸的漢譯作品，不愁沒有市場價值，這可從不少這類作品的銷量反映出來。也許有人認為這個「無名的譯者」現象是譯者地位低微的表徵。無疑，譯者地位的確不高，這是離於推翻的事實；但與其說譯者不受重硯，倒不如說讀者地位較譯者更低微。至少，譯者無論把原文翻成怎個樣子，在基督教中文書籍的市場上仍有生存的空間，不會遭人無情的鞭撻或唾棄(這點甚至可引申為譯者地位崇高的反論調)；相反地，市場並沒有為讀者提供五花八門的選擇，讀者好像沒有提出要求、異議的權利，譯本的文字也沒有刻意遷就他們的閱讀習慣，讓他們馳騁於媲美原文的優美詞藻中，充分享受閱讀的樂趣。
這個「無名的譯者，無聲的讀者」現象，異常有趣。讀者的沈默，其實可從不同的角度加以理解。最簡單直接的一個解釋是資源短缺，即讀者有感於水土創作的缺乏，需要大最汲取外國作品的養分，但礙於人力資源不足，惟有接受有欠理想的翻譯作品，並以此作為把外國的思想文化兼收並蓄的主要渠道，而不加以排斥或摒棄。其次，這可能與讀者被動的包容意識有關。即是說，基督教漢譯作品的讀者胸襟廣闊，對文字有無比的容忍力，無論譯作的質素如何，都不會行使汰弱留強的選擇權。於是，市場上即使充斥著良莠不齊的譯木，讀者也不吭一聲。另個假設是，華人信徒讀者主動認為翻譯既然是舶來品，當然富有異國風貌，譯作愈是詰屈聱牙、暗晦詭奇，就愈能綻放異國色彩，發揮陌生化的魅力，甚至以此為忠於原文的最佳呈現。因此，讀者把翻譯撥入另類作品的類別，樂於抱著囫圇吞棗的心態去賞覽文字風格別樹一幟的譯本。既然讀者連逐一品嘗譯作都來不及，又怎會提出別的要求？最激進的一個假設是，基督教中文書籍的讀者高舉原創、輕看翻譯，視翻譯作品為原文的附庸或讀者攫取原文資訊的工具。因此，就算譯本文字水準低劣，甚至扭曲畸怪，讀者都會認為無傷大雅，因為譯本的價值形同次貨，不屑一談。誠然，讀者的緘默，不能一概而論。不過，上述的假設卻揭示了譯者與讀者之間的微妙關係，對尋求突破的譯者有一定的啟示。
要是讀者的沈默不語，是基於上述的第一或第二個假設，即資源短缺及包容意識，那麼，譯者應當自強不息，藉著提高翻譯的素質，為這類抱有美好願望的讀者提供更多不同的選擇、更多優質的精神食糧，兔得辜負了讀者的忍耐和厚愛。倘使讀者的默不作聲是基於第三或第四個假設，即翻譯屬異類或翻譯乃劣品的觀念，那麼，有文字使命的譯者更是任重道遠，責無旁貸。除非有抱負有才華的譯者打算放棄翻譯，改而從事本土創作，藉此擺脫次貨的標籤效應，好讓自己的作品能得到較合理的對待，發揮文字本身應有的力量；否則，譯者更要致力搞好翻譯，力挽狂瀾。一方面，譯者必須推動翻譯觀念的更新，讓讀者明白不一定是扭曲了的文字，才能散發異國的情調，反之，優雅俊秀的文字是更能叫原文重獲新生，叫譯作大放異彩。另一方面，譯者也要致力從事翻譯的活動，使市場上不斷出現能與本土優秀創作爭妍鬥麗的譯本，叫譯作也能擠身基督教中文作品的文化寶庫，從而具體地化解所謂譯本乃下下品的偏見。由是觀之，無論讀者沈默的原因是甚麼，積極的譯者有必要圖強求變，把翻譯的活力和生命力釋放出來，打破「無名的譯者／無聲的讀者」的局面。
回到開首提出的問題：與你素未謀面的讀者為何相信通過你的譯文可進入韓瑪紹的心靈世界？這個問題其實不能抽離於基督徒讀者閱讀漢譯作品的文化。上文的分析若是正確的，即譯者與讀者的關係正是無名的譯者碰上無聲的讀者，那麼答案極有可能是：讀者沒有選擇，只能無奈地相信；或是讀者半信半疑，邊看邊揣測。姑勿論讀者這些態度是出於自覺還是經驗，有一點是肯定的，譯者和讀者都不能在上述兩種情況下建立有建設性的互動關係，叫翻譯作品本身的生命力綻放出來。若要扭轉頹勢，讀者也許要避免把譯者視作「無名的譯者」，把他們等同翻譯的機器，或無個人感情、理念、學養、文采、氣質的傳話人，又或把譯作看成標準化、樣板化、帶著不同程度偏差失誤的製成品；讀者不妨多了解譯者的背景，審慎地判別不同譯本的特色。此外，譯者也許不應把讀者看成「無聲的讀者」，認為他們是沒有要求，沒有期望的一群，以致在翻譯的過程中不是畏首畏尾就是任意妄為，不能把翻譯的工作拿捏得怡到好處：譯者不妨為譯文的翻譯策略定位，並因應讀者的期望來釐定清晰的翻譯路向。「有名的譯者」遇上「有聲的讀者」，前者的筆法筆調也許較能揮灑自如，後者的閱讀體驗也許較能暢達痛快。
為了給予《痕／跡》這個譯本展現自己獨特的生命的機會，本來潛隱在文字底下的譯者只好暫浮字面稍作介紹，跟讀者來個蜻蜒點水式的交流。《痕／跡》所依據的奧登譯本，是一部深奧晦澀的書，內容盡是哲思雋語，體裁豐富多元，文字精妙錘煉，風格情理交融，意境清逸高遠。譯者相信《痕／跡》的讀者期望探究的，是作者韓瑪紹的心路歷程，因此在翻譯的過程中，極力避免加入主觀的理解，舉凡原文含糊難懂的地方，譯者都盡量保留其含混性，以免扼殺了讀者想像和詮釋的空間。此外，鑑於形式和內容不能分割，譯文為免簡化原文的多重語義，嘗試盡量活用中國語言文字句構靈活、意象豐富的特色，務求塑造同樣幽邃曠寂、清洌深湛的空靈語境。
奧登譯本有好些含隱的聖經文字，並無列明出處，卻滲透在韓瑪紹的思維中，熟悉英文聖經的讀者看後，必然有種似曾相識、呼之欲出的感覺。這些含隱的經文正好反映了聖經在韓瑪紹思想中的位置；為了重現經文如何在韓瑪紹觀照生命的過程中跟他個人的思想結合起來，譯者以同樣的處理手法，把《和合本》的經文以含隱的方式加插在譯本的內容中。整體來說，雖然中西文化有極大差異，猶幸《痕／跡》一書的內容多屬超越時空界限的深層省思，譯者毋用躑躅在本色化與陌生化的恆常矛盾中，得以全力集中在詩意文字的重塑、理性思維的重構、繁複句構的重組，以及如何把潛伏在冷峻省思下的蒼鬱悲情重現在譯本當中。
奧登的英語譯本偶爾加插了拉丁文、法文、西班牙文，為了映照韓瑪紹聯合國秘書長的身分，《痕／跡》也盡量保留這些外來文字，採取用註腳來闡釋語義的做法。就這一點，譯者不得不特此鳴謝學問淵博、精通多國語言的黃國彬教授在百務纏身下仍拔刀相助，俠義之 情，路人皆見。黃教授不獨把其他外語翻成英語，還中英對照地閱讀了《痕／跡》的英、漢譯本；不愧提供了寶貴的意見，還撰寫了一篇妙趣橫生的序。名為序言，實是一篇博古通今、精闢雋永的評析文章，內裏滿溢著文字的藝術和譯學的智慧。這無疑提供了多向的賞析角度，把《痕／跡》的讀者帶到「一片片廣袤的原野」、「一處處巍峨的高地」上。也許在黃教授雙鬢早生的華髮中，有幾根是《痕／跡》遺下的痕跡。
《痕／跡》能擁有一個如斯後現代的書名，也必須鳴謝向來飛天遁牠的鄧紹光博士在某日乘雲氣御飛龍時掠過浮塵，留下尚待冥化的痕跡。鄧博士＜關於痕／跡＞一文，思域浩淼詭譎，層次縱深縹緲，叫讀者彷彿懸浮在峭壁頂峰的雲層深處，「曠然與變化為體」。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雖然不敢怠慢，然而，吾翻譯功夫有涯，而原文信息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完滿者，殆而已矣。翻譯是傳遞意思的過程，意思是怎也不會完結的，幾千年來人類的思想輾轉相傳，一個譯本在某個時空說著某些話，其內容思想卻絕不會鎖死在該書的文字框架中。擁有多個譯本的作品，書的內容就能獲得多次重生的機會，人的思緒感情就能通過不同的演繹激盪開去。但願這個譯本和蘇恩佩前輩的遺作《痕》，都能成為讀者通往韓瑪紹偉大的心靈的橋梁，也願各式各樣的橋在未來的日子不斷築起，連綿無間。
二○○○年三月十四日
轉載自：莊柔玉：＜《痕／跡》．讀者．譯者》＞，收錄於：韓瑪紹：《痕／跡》(香港：基道出版社，2000)，頁33-41，蒙基道出版社允許採用。